三、惟妙惟肖
侯宝林的“学”与“唱”甚为著名。由于自幼生活在“底层”,他熟悉各种市声,熟悉这些“引车卖浆”者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熟悉时代甚至季节变化对于他们生活基调和情绪的影响。因此,他学初春时节各种小贩放吆喝时,能把经过一冬的生意萧条,小贩们对生活的热切希望传达出来,在“卖杏”的悠扬声调中,体现出一种身心舒展的感情;在卖“吃食”的起伏行腔里,似乎还带有乍暖还寒的意味。他学夏季卖不同瓜果的市声中,尽量体味这些腔调和叫卖者的心理关系,在“西瓜调”中透着洁爽,在“酸悔汤调”里沁着清凉。进入深秋以后,小贩们的生意开始冷落起来,他们串街走巷,在叫声中往往表现出一种瑟缩的无奈之感。侯宝林抓住了这个特点,在他“卖柿子”的极长拖腔中,我们似乎感到就要来临的冬天对于穷苦人民生活的成胁。而进入深冬以后,在那一两句此起彼落、若断若续的“考白薯”的呜咽声中,我们仿佛听到了呼啸的北风,以及整个世界几乎将要凝固了的气氛……。
模拟方言乡音是相声的传统。早在宋代就有模拟“山东、河北人,以资笑端”的记载。传统相声中的“怯口”,也有奚落、揶揄乡下农民的意味。解放后,侯宝林对此进行了改造,并大大发挥了它们的功能。他的《普通话与方言》、《戏剧与方言》等作品,一扫对农民的嘲讽,荡尽了其中无理取笑的成分,把惟妙惟肖的模拟和介绍有益的知识结合起来。通过汉语方言间的对应关系,宣传推广普通话,为使普通话更加规范,做了极其生动形象的普及工作。在《戏剧与方言》里,有一段同院邻居间晚上起夜的四句对话,把“北京土话”、“山东话”、“上海话”、“河南话”的特点夸张又概括地突现出来。由于模拟中渗透了有趣的知识,就使得包袱风趣而隽永。至于“我”因不懂上海话,由“汰一汰”而造成的一系列笑话,更是健康而生动的。它既不是批批评也不是嘲弄,而是以调侃的方式进行善意的诱导。这是相声中的知识性“散文”、轻松的“小品”。
声音造型利形体造型是相辅相成的。相声由于是曲艺艺术,由于是以演员“对话”或“聊天”的方式和观众直接交流感情的,因此它的表演也必须由叙述者统领,只能采取“写意”,而不能采取“写实”的办法。人物的模拟往往只着重于面部表情,人物身分的区别往往只依靠示意和表演地位的稍稍交化,而不能象戏剧那样有自始至终的贯串动作,有活动地区较大的舞台空间。所谓写意,即是点到而已,只要求神似,而不要求形似。这看起来是不困难的。但形似和神似是辩证的矛盾统一的关系。神似是由形似脱化出来的。也正象一定的质是由一定的量形成的一样,神似是一种质的飞跃,它要经过一个扬弃、提炼、概括的过程。它比形似更真、更美,因此也就更典型。齐白石谈他的绘画艺术时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所谓“似与不似”,即是不刻意于形似而致力于神似。侯宝林是深知此中妙谛的。他的声音造型中的神韵,形体造型中的传神,都不是他故意标榜,而是自然形成的。所谓“自然”,绝不是盲目自发的行动,而是经过长时间的陶冶,在种种成功与失败中自觉体悟到的。侯宝林若没有乞粥、要饭、拣煤核、做学徒的童年生涯,就不会和那些生意人、小贩结为朋友,留心他们的各种吆喝,并将其作为自己艺术中动人的乐章。没有长期地在戏曲、曲艺界熏、浸,没有几年鼓楼、天桥“小戏摊”的甘苦,就不会对不同戏曲流派如此关注、敏感,并探索他们艺术的精髓。所谓神似,对相声演员来说,即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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