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奔西跑又一春(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廿五)

日期:2022-12-19 08:29:05 作者: 信息来源: 浏览: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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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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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奔西跑又一春

由于我们对上阳城说书的困难认识不足,低估了路上可能遇到的风险,缺乏周密细致的规划,凭一时心血来潮,贸然行事,仓促推进,导致挺进阳城的宏伟目标中途流产,计划泡汤;由于我们克服困难的决心不大,毅力不强,信心不足,怕冷、怕困、怕回不到家过年,风雪还没袭击,便主动败下阵来,落下了到阳城边上却没进阳城的遗憾;由于我们最终没到阳城,所以也就没法印证阳城睡大炕的真假,阳城的闺女是否真的很多,真的很漂亮。这些永远都成了道听途说的传言,无法解开的谜团。

此后的许多年,有几次不死心,跃跃欲试地想再去阳城走一遭,俱是半途而废。那年夏天,我和济源大峪上寨的拉弦儿伙计王小伟决定再探阳城,从铁山沿河深入,走了两天,终因盛夏酷暑,爬山热症难受,又害怕山上蛇虫多,再次卷了回来。阳城,看似一山之隔,却变得遥不可及。

再后来,又听人说,阳城“睡大炕”纯属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旧时可能有这种陋俗,现在早就没有了。只所以有这种风言风语的传说,是外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阳城的一种造谣或制造笑料罢了。又有人说,阳城的闺女好看,哪个地方的闺女不好看?不都是有鼻子有眼儿,阳城的闺女还能多长点啥?美女遍天下,何须去阳城?

听人这么一说,一下子释然,去阳城的愿望逐渐变淡了。再后来的后来,一直到现在也没去过阳城,几次去阳城的过程都变成了美好的回忆。

八三年的春天刚过罢年,准备出门说书。刘大江却有一些事情羁绊,暂时出不去,我也不能在家老等啊。刘大江就说,不中,你先找人出去干着吧。恰巧这时,王河清的大徒弟——也是他本家孙子王遂厚带着他兄弟小春找上门来。

早在俺们村说书时,我们就认识了。虽谈不上关系特别铁,却也是一茬人,相处得还算比较好。

自前年麦口在我们队说书,和俺老师王新章因说大书之事积怨已久,差点打架,闹得分了手,又和老师王河清——他的河清爷厮跟一季之后,便出师了,独自领班,搞起了单干。据说一只手抓俩马知了,一捏两响,到哪里都能叫好。

王遂厚见了面特别随便,一点也不陌生,大咧咧地说:“走伙计,去河北说书!”又看见桌子上我抄写整理的厚厚的一本《双锁柜》,翻了翻,非常惊喜:“咦,这是好东西!搁哪弄的?”

我说:“抄刘大江的,又经过我加工。”

“好,叫我拿去看看。”说着就要往兜里塞。

我不同意:“不敢拿,这是我说了很多好话,费了很多心血才弄成的,来之不易。不会外借的,万一弄丢弄坏咋办?”

王遂厚很不乐意:“看你还有球点啥!借你本书看看,啥外借不外借的?咱们是外人?让我看看,能把你这书吃啦?不把你的书弄丢弄坏,完完整整地还给你,还不中?”

我仍然不放心,不情愿。王遂厚就干脆来个“硬说硬办”,一边强行把书往怀里塞,一边说:“管球你哩,不给你说恁些!中也得中,不中还得中!谁叫咱们老美哩。

这就是“美”的节奏,“美”的动作,“美”得可以强盗般的“抢劫”哈,可我拿他毫无办法。我们虽是一路人,但性格迥异。我太软弱,他太强势。我打不过他的手势,他仗着我不想得罪他。反正就是说哩说着,拿哩拿着。硬三分下线,知道我也不昨的他,最后只好默许。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无道理。这本倾注我很多心血的《双锁柜》,还真让王遂厚给“吃”了。以后问他要几次,说是弄丢了,寻不着啦。还能说点啥?赔?这是能用钱衡量得了的吗?此是后话。

我们“三人行”,王遂厚的兄弟小春完全是个“雪儿”,啥也不会,是跟着出来玩的,凑个数。王遂厚是个“单片子”,只会说,不会拉,所以我就成了专职拉弦的,不能张嘴唱了。

我和刘大江已经有过经验,黄河北那边书价上不去,不适应三个人的班口。但小春是王遂厚的亲弟弟,我也不好意思说啥,硬着头皮和他们过了河北。可想而知,三个人的生意好不到哪去,书场不好靠,书价也不高。基本上打一枪换个地方,弄不好还白跑一天。

果如俺老师和王河清老师所言,王遂厚说书是“猛三扑”。每到一个地方,都是老公鸡屙屎——头三橛儿硬,以后越来越稀松平常。做生意有种说法,叫“头三脚难踢”,但王遂厚有这把火儿,头三脚一般都能踢得很响。人家说的“到一处,响一处”还真不是吹的,确实有这两下子。

原来听过王遂厚说书,那还是徒弟阶段儿。现在出师了,头一次听他说大书。不可否认,人家的腔不错,又亮又纯净,吃弦较高。可能性格使然吧,脾气爆燥,个性强,性子急,说书也是快言快语。唱得快,说得急,如炒豆一般,乒乒啪啪,奔波豪放,势如破竹。可能年轻、有劲儿,精神头儿足吧,书说得总是那么带劲儿,恨书、赶书,唯恐不热闹,抓不住观众。让听众觉得这个说书的说得赶劲儿、卖力,这些也许就是王遂厚到哪都能“叫好儿”的原因吧。

王遂厚擅说“碎口儿书”。何谓“碎口儿书”?“碎口书儿”也叫“小碎口儿”或“小碎板儿”,是河洛大鼓中的唱腔技法之一,和“大口书”(大腔大口)相反。其特点是:行腔短,节奏快,且句与句之间较连贯,也称“小口儿”。碎口书唱法一句接一句,中间很少停顿,间奏过门很短或省略,表述、叙事给人以更加流利、紧凑之感。

河洛大鼓唱腔技巧有很多讲究,除了上面所说的“大口儿”、“碎口儿”之外,还有巧口(俏口)、绝口儿、吞口儿,紧唱、慢唱,说着唱、垛着唱、叹着唱、哭着唱、怒着唱、横着唱、俏着唱,等等很多。限于篇幅,说得多了就有点跑题啦。哪位如果感兴趣,想要深究,请参阅拙著《河洛大鼓志》,上面有详述,此处从略。

不得不佩服王遂厚的口齿伶利,词如泉涌,滔滔不绝,掂起板就来,连珠炮似的,唱词儿一句挨一句,一句连一句,一句垛一句,一嘟噜,一连串儿,竹筒倒豆子似地喷涌而出。初听快刀斩乱麻,不细条慢理,不拖泥带水,令人畅快淋漓。但整段,甚至整场都是这样快而紧,不给自己喘息和思考的机会,听众也没有休闲的余地,回味的空间,长时间处于紧张的情绪里,极易造成听书疲劳和厌倦,从而影响艺术效果。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看法而已,是神仙都有一把鬃刷,艺人之间,各有各的爱好,各有各的特长,要不怎么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

头一次给王遂厚拉弦儿,感到很棘手。不是他的唱腔复杂,花样多,不好收拾,拉不住,而是唱得特别快、急,紧得慌慌张张,没有一点儿喘息的空隙,真正的做到了“风雨不透”。他不遵循说书“前松后紧,越说越稳”的规律,一上来就紧得要命,快得要死;他不讲究“有张有弛,松紧有度”,始终把弦绷得紧紧的,让拉家儿一个劲儿地跟着他疯跑,弄得异常紧张;他以自我为中心,不给伴奏者的机会,不给拉弦的留“口儿[①]”,掂起板只管唱,拉弦的拉住拉不住都无所谓;他不重视弦子,也不善于利用和依靠伴奏来为他服务,拉弦的成了可有可无的多余和摆设。

用王遂厚的话说,拉弦儿的是“大年初一逮只兔,有它也过,无它也过”,这种说法在他说书中可以随时体现出来。除了开头时的大过门儿等拉完再开口唱之外,中间的过门儿不论长短,很少等拉完,半路截断,张嘴就来,唱腔中间夹杂的小过门儿大部分都省略了。对王遂厚来说,拉弦的技术高低,拉得好坏对他的影响不大。

几天下来,也摸着了王遂厚说书的脾气,弦子既难拉,也好拉。反正人家不指望你,“不管拉得好坏,只要跟着跑得快”就可以了。虽然红花需要绿叶配,但人家一着急,就把绿叶给扒拉到一边儿啦。

王遂厚说,跟他老师王河清厮跟时,到好多地方成了师徒倒置,自己当徒弟的成了师傅,王河清倒被人们看成徒弟了。我有点相信他说这话是真的。从上场的“猛三扑”看,王河清似乎还真不是他这个徒弟的对手;从艺术的高度和深度来衡量,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没有可比性。王遂厚的书凭的是劲儿,王河清的书听的是味儿。王遂厚的书如一杯烈酒,饮一口酣畅淋漓;王河清的书如一壶老酒,凭的是后劲儿。王遂厚能得到暂时的哗众取宠,王河清却能成永久的赢家。个人私下认为,王遂厚的尾巴已经翘到了天上,恃才自傲,但从艺术功底来说,和他老师王河清相比,十不及一二。当然,这只是背后说说,当面还得恭维人家说得棒,已经超师,等等。

王遂厚的性格大大咧咧,办事大大方方,花钱儿大手大脚。当然这都是没有结婚以前的事儿,听说结婚以后,有了负担,变得比谁都小气、抠琐。王遂厚的烟瘾大得要命,除了随身携带的黄烟,时不时地卷“旱烟卷儿”之外,我们三个人每人每场的一盒“花城”烟都被他据为已有。就这还不够,隔几天时不时地花两块五毛钱买上一条儿。要知道花的是“公款”,差不多是白说一场书啊!自己吸烟,为啥要花大家伙的钱?王遂厚说得理直气壮,这烟不全是自己吸的,因为找人联系说书得让烟啊,既是为大家的事儿,就不能自掏腰包吧。我有点心疼,说书的钱来之不易啊!王遂厚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球!舍不离娃子套不住狼。打兔子还得搭上四两(火)药哩,何况是说书?一分钱掉地下,四面下钢锨,啥球事儿也弄不成!肯花钱,挣大钱,不肯花钱不挣钱。花出去,挣得来,花不出去挣不来。”我无语,也很无奈。

我们在逢石河上边的柏树坡一气说了五六天书,生意刚有些起色,王遂厚突然提出要回家一趟,问有啥事儿,避而不答。

三人拨马而回,从关阳渡河至狂口该分手了,我直接从大章、龙渠翻岭回家,他们坐车回坡顶上。经过饭店门口,王遂厚提议进店嘬上一顿离别饭,我考虑到出来月把儿了,也没挣住啥钱,就说:“省了吧,要不都到我那吃个家常便饭吧。”

王遂厚不屑地说:“你那有啥吃,有酒有肉吗?球,生意赔挣不在乎一顿饭钱!进店。”

话说到这份上了,吃就吃,谁怕谁?大小了在输账上再添上一笔。我们进了饭店,王遂厚真知道钱是咋花哩,每人报了一碗儿烩面,还点了两荤两素,俩热俩凉四个菜。有菜没酒会中?伙计们分手哩,咋着也得喝上两杯——掌柜,拿瓶好酒来!尽管我一再阻止,还是挡不住王遂厚已经把瓶子打开了。这顿饭,整整又花去了十几块钱呐,唉,真叫人苦笑不得。

这顿“分手饭”一吃,还真的分手了。王遂厚临上车时说得好好的,让我在家老等,少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就下来找我重新过河说书。我就老老实实地在家等着:一个两三天过去了,没有音信;五六天过去了,没有影儿;三个两三天都过了,连个人毛羽也看不到。这不是毛捣人嘛,这个王遂厚,该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了吧。

事后才知道,王遂厚并非不讲诚信,只所以急着回家,确实是有急事儿,并且绞住手,一时半会出不来了。我就是等到麦熟也等不到他。直到麦罢到坡顶上,才听王河清老师说起:“遂厚你们去河北说书,引回来个媳妇,那边娘家过来闹得不像样儿,你不知道这事儿?”我才恍然大悟,想起了在柏树坡说书的那几天,没事儿经常和两个姑娘打扑克,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唉,都怪自己太实兴,只知道傻呼呼地打牌,殊不知王遂厚醉翁之意不在酒,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原来是已经订好了瞒天过海之计,才着急回家的。这家伙,连伙计都卖吃了,太不厚道了哈。

幸亏我没有在家老等,十来天后刘大江已经收拾闲没事儿,我们重新又开始出门。因为离麦口儿不远了,嫌过河北路程远,隔河渡井的不方便,就打算往西北方走石井,下峪里。

我们一边说书,一边向西北推进。从竹园翻南石崖下石井川,进而越石井北山,一路经过坛上、元古洞、破庙,下至南沟。在南沟村的前沟、后沟、元坡、上圪塔说了一个遍,一二十天就过去了,然后沿沟下至临近黄河沿的后教村。

后教村位于从新安到峪里的新峪公路南沟出口处,距当时的峪里公社仅四五里路,下坡不足二里地,就是黄河,沿岸有名的石渠村就在脚下。凭村俯瞰,八里胡同以上的黄河及对岸的山西毛田村尽收眼底。后教人说,清晨起来能听见山西鸡叫,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夸张。

令人称奇的是,后教一个村的上下閁之间仅下一个小坡,距离不足百米,是一个生产队的,在一块开会,在一块干活,红白大事儿都是在一块操办,总之是经常在一个锅搅稀稠的。上下閁不是没出五服同姓同族的“近门儿[②]”,就是关系密切的亲戚。但上下閁之间方言口语却有很大差异。

新安县的方言口语根据区域大体分为三个类型:坡顶上正村五头磁涧一带,接近洛阳、孟津,染上了“浆饭嘴”口音;新安县大山以下畛河流域的口音,被称为“畛溪小方言”;靠近黄河沿的峪里一带的称为“峪里方言”,又因为沿黄河南的塔地、石渠、太涧、东西山底分布,也叫“河沿儿话”。

我们称黄河边儿人说的话是“河沿儿话”,而黄河边人称我们说的畛溪小方言为“山上话”。“山上话”与“河沿儿话”的分界线就在峪里后教,准确、具体地说,就在我们说书的后教村的上下閁。上閁说的是我们“山上话”,下閁却说的是地地道道的“河沿儿话”。因上閁人和我们说的是同一“语种”,说起来格外有味儿,听起来格外亲切。下閁人也能听进去,但说我们说话有点“蛮[③]”。

说书之余,我们拉起了家常,也提出了心中的疑问:为啥一个村的上下閁挨得这样近,却是两种口语?他们分析了原因,做了解释,听后还是令人信服的。原来上下閁之间吃的不是一井水:上閁吃的是大山上空下来的山泉水,所以说话是山上的口音;下閁吃的是黄河里渗过来的水,所以说的是“河沿儿话”。看起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成就一方语言,此言不谬也。

在后教,我们开的书仍然是拿手戏——《双锁柜》。

说书和唱戏一样,也是有很多禁忌的。学徒时,王老师用多年的实践经验交待过,每到一个地方说书,先要考虑下书的内容和地名有没有冲突或犯忌的地方,应尽量避之。在我们新安县说书唱戏禁忌的地方,如:竹园村不唱《火烧竹林寺》,据说是最早竹园是有竹子的,后来被一场大火烧断根了,所以不让提这些伤心事儿。狂口(东沃)不唱《关爷斩蔡阳》,据说有一回唱这戏时,老关爷显灵了,真把扮演蔡阳的演员给斩了,吓得从此再不敢唱。

王老师还说过,每到一个地方开书时,先打听一下本村姓什么的多,比如严家庄不说《打严嵩》,杨家庄不说《刀劈杨凡》等。如果不打听清楚,贸然开书,一旦冲犯了当地大户,引起不快,很难站得住脚,叫你吃不清兜着走。

王老师又说,每到一个地方开书时,先打量一下书场里的听众,看有没有瞎子、瘸子、哑巴、聋子等残疾人。如有,就有想办法避开,以免有人“对号入座”。遇着明事理的,知道这是说书的,就别往自己身上揽了;遇着糊涂麻缠的,以为是出他的窝囊,揭他的短处,戳他的伤疤,办他的难堪,跳出来大闹书场,让人下不来台。这种情况不是没经历过。

王老师千交待,万嘱托,我千小心,万谨慎,有一点儿还是忽略了,那就是每到一个地方说书,还得打探好,有没有和书中重名重姓的人。这不,在后教村说书就闹了一个笑话。

后教村的队长是我见过的最热心,最负责任,服务态度最好的队长。开书前,早早地把桌子摆好,茶水备足,一人一盒花城塞到我们兜儿里。不仅如此,还亲自坐在书桌前,帮我们稳定书场,维持秩序,哪个小孩儿乱窜,给他一竹竿儿,呵斥得远远的。

队长招待得这样好,如果不搁劲儿,书说不好,咋对付(得)起人呢?于是,我们说书特别卖力,攒劲儿。说到搭灵棚时,余员外开始给长工们派活儿:“张三、李四,李娃、狗吊儿……”这时书场一片哄笑,我们感到纳闷和不解,这有那么好笑吗?不一会儿,刘大江又开始吆喝:“李娃儿,狗吊儿,你俩咋还不动弹哩?”书场的笑声比头一次更响,更持久,只笑得我们一头雾水,不知道好笑的地方在哪,只好硬着头皮地说下去。

事后才有人说,说书的真能!队长狗吊儿就在你们面前,你俩一遍一遍的提着队长的名喊叫。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队长的小名就叫狗吊儿!连忙找着队长道歉,赔不是。谁知人家队长并不在乎,说重名重姓的多哩,又不是故意说自己的。我们感激之余,更加敬佩队长,不仅人好,热情、尽职习责,而且还有常人所不及的包容和大度。

原计划到峪里了,还想上久已慕名的黛媚寨逛一回,但后教说书结束,已经接近麦熟,刘大江家里又是一堆事儿,只好带着遗憾返回。

1983年春“季度总结报告”:

这个春季,东奔西跑,走北闯西,先过黄河,后下峪里。前半季河北说书,王遂厚落了个媳妇。我出门说书时口袋里装了五块钱的盘缠,回来时资金翻了一倍,变成了十块。后半季下峪里说书,一部《双锁柜》,我俩吃半春。南沟说《双锁柜》,我差点被锁进了柜子里(此处省略一段故事);后教说《双锁柜》,差点让人笑破了肚皮。回来时,收获满满,我和刘大江背回了不少峪里盛产的柿饼、柿瓣、花生……

嗐,这是什么总结报告?



[①] 口儿:说书行话,唱腔中间留给伴秦者的小过门,叫“口儿”,新安县河洛大鼓艺人也叫“簧”。

[②] 近门儿:河洛方言中,把同族同姓没出五服的称为“近门儿”。

[③] 蛮:新安方言中,把说的与本土方言不一样的话称为“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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