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大鼓百年传奇

河洛大鼓百年传奇（上）

土生土长的河洛大鼓，在古都大地上铿锵回响了一个世纪。
但这种曾经红红火火风靡一时的民间说唱艺术，如今却只剩下记忆中的辉煌。
河洛大鼓踏着洛阳琴书的余韵而来，会不会同样踏着洛阳琴书的足迹而去，成为千古绝唱？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保护逐渐受到国家重视，市群众艺术馆开始搜集整理有关资料，为河洛大鼓的振兴而努力。值得庆幸的是，市群众艺术馆提出的河洛大鼓保护抢救方案，随着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开展启动了，关心并喜爱河洛大鼓的人们，看到了振兴这一独特艺术的曙光。
河洛大鼓的名称始于１９５０年。当时，河洛大鼓这一民间说唱艺术非常红火，不过没有统一的名称。民间俗称河洛大鼓为说书，艺人们则各有各的叫法。这一现状不利于河洛大鼓的繁荣和发展。于是，市文联的李冷文、李振山等人，与河洛大鼓第二代传人张天倍商量后，将这一红极一时的民间说唱艺术初次定名为河洛大鼓。第二年，原洛阳地区举办曲艺培训班时，众人就把河洛大鼓的名称确定下来。１９５２年，张天倍参加中南戏曲曲艺汇演，中国曲协也将这一说唱艺术定名为河洛大鼓。从此，河洛大鼓的名称被广泛认可。当时，老一代河洛大鼓艺人张天倍等正值艺术顶峰，第三代艺人程文和等正当盛年，第四代艺人段界平等也已崭露头角，河洛大鼓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也成为洛阳最流行的说唱艺术。

不过，河洛大鼓的问世要追溯到２０世纪初，其名称则迟到了半个世纪。

清朝末年，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河洛大地，河洛大鼓踏着洛阳琴书的余韵而来。
洛 一群具有创新意识的民间说唱艺人，点燃了这一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独特艺术的星星之火，使之形成燎原之势，他们就是偃师人段燕、吕禄、胡南方以及李富路、高廷章等人。

河洛大鼓诞生以前，洛阳流行的主要曲种是洛阳琴书。琴书艺人走南闯北，卖艺为生。段燕、吕禄、胡南方年轻时分别跟随王炎、吕三壮学唱洛阳琴书。吕三壮是吕禄的父亲，他不仅培养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而且在他身葬黄土之后，又收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徒弟，这个徒弟就是后来使河洛大鼓艺术达到巅峰的张天倍。死人如何收活人做徒弟呢？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说。

段燕、吕禄、胡南方３人结成“偃师帮”，２０世纪初到处演唱洛阳琴书，从偃师唱到洛阳，从洛阳唱到南阳。在南阳演出时，他们遇到了一个唱单大鼓的艺人，名叫李狗。４人相见非常投缘，就结伴同行，并组建了一个小小的演出团体。最初一块演出时，大家轮流上场，各自表演自己的看家好段子，“琴书＋单鼓”的完美组合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时间久了，组合的双方熟悉了彼此的唱调，开始取长补短联袂演出。李狗唱单大鼓时，“偃师帮”用扬琴和三弦为其伴奏；“偃师帮”唱琴书时，也试着用李狗的书鼓和钢板来击节。琴书和单大鼓相比较，前者旋律丰富，但过于悠长、拖沓和低沉；后者高亢明快，但略显粗、直和单调。在联袂演出过程中，双方不断汲取对方的长处，并在唱腔上积极进行改进。尤其是“偃师帮”在表演洛阳琴书时，大量糅进了单大鼓高昂粗犷、简洁明快的唱法，并采用敲书鼓和打钢板击节伴奏，使其唱腔增加了力度，节奏也加快了。
洛 结束南阳之行回到洛阳后，段燕、吕禄、胡南方演唱的面目一新的“洛阳琴书”，很快以其独特的魅力为人们所接受和喜爱。这种横空出世的崭新说唱艺术，一改昔日闭目坐唱形式，开始了声情并茂的说唱结合，伴奏中既有琴书的丝弦乐器，又增添了单大鼓的书鼓和钢板，人们便将这种演唱形式称为“鼓碰弦”或“钢板书”。这场洛阳琴书“变革运动”，使河洛大鼓应运而生。
不知是琴书的呆板演出方式受到冷落的缘故，还是说唱艺术历史变革的必然，这一时期许多琴书艺人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变革运动”。段燕、吕禄、胡南方“南阳取经”的同时，偃师北部邙山上的另一位洛阳琴书艺人李富路，也在琢磨着如何让自己的表演更受群众欢迎。
李富路当初演唱洛阳琴书时，结识了豫东单大鼓艺人白先儿。从单大鼓的阳刚之美中，李富路感悟到了洛阳琴书的变革方向。同是民间艺人，两人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于是，李富路就将白先儿请到家中，相互切磋交流演唱技艺。此后，李富路就将单大鼓的唱腔融于琴书之中，并自称此唱法为“洛阳鼓书”、“大鼓京腔”，为河洛大鼓的诞生推了一把力。
河洛大鼓的另一个创业者，是偃师府店的“奇才”高廷章。１９０５年，在漯河、驻马店一带当兵时，聪明好学的高廷章跟别人学会了河南坠子。回到老家后，头脑灵活的高廷章很快又学会了单大鼓，并将河南坠子的旋律融入单大鼓中，伴奏则用坠胡、扬琴和三弦。高廷章独特的演唱风格广受欢迎。
有一次，高廷章走街串巷来到洛宁王范说书。当时王范正在唱大戏，高廷章一亮嗓子就吸引了不少群众，于是组织演出的人就以扰乱剧场秩序为由，把高廷章抓起来，送到联保主任那里。谁知联保主任酷爱听说书，就对高廷章说：“你说段书，说得好就放你走。”
高廷章马上唱起来。嘿！那可真叫绝活儿，那嗓音，洪亮时声震屋顶，婉转时九曲回肠，没唱几句就博得阵阵掌声。联保主任听得如醉如痴，不仅不提“扰乱剧场”之事，还摆上好酒好菜，安排好住宿，让高廷章留下好好唱了一段时间。这件事传开后，高廷章名声大振，很多人请他去表演。后来，连高廷章的徒弟也非常抢手，有时因为你争我抢，几乎发生武装冲突呢。
有一年，因农历二月初九是新安铁门张伯英母亲的生日，他听说高廷章的徒弟李兴说书说得好，就命姓侯的副官去请李兴前来说书助兴。当时李兴正在渑池说书，侯副官找到他后，二话不说就把李兴带到铁门，一连唱了２０多天。当时，义马煤矿的头头姓张，财大气粗，也是地方一霸，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张老板手下有个王副官，也是横惯了的角。他久闻李兴的大名，想请李兴到义马煤矿唱几天。侯副官一听不乐意，坚持不让李兴走。两个副官话不投机吵了起来，闹翻脸后，王副官一怒之下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并声言要回煤矿叫人来抢。一看事情闹大了，侯副官知道不是人家的对手，只好很不情愿地让李兴走了。
河洛大鼓诞生后，段、胡、吕３位开山祖师，因表演各具特色形成三大艺术流派。段派以慷慨激越见长，擅长侠义书，代表书目有《水浒》、《大八义》、《小八义》等，主要在洛阳、巩义等地流行，代表人物有叶刺猬、陈有功等；胡派以表演细腻闻名，擅长三国书，代表书目有《赵云截江》、《单刀赴会》等，主要在孟津、巩义、偃师、登封、荥阳一带流行，代表人物有王周道、王占彪等；吕派长于抒情、叙事，擅长家庭戏和苦情戏，代表作有《金钱记》、《杜京郎找父》等，主要在洛阳、孟津、巩义、偃师等地流行，代表人物有刘林、赵抢柱、张妮等。

脱胎于洛阳琴书的河洛大鼓，一改琴书曲牌连缀体节奏缓慢低沉的弊病，采取板腔体唱法，结构、旋律都比较简单，但节奏高亢明快、豪爽激越，往往几句唱词就能吸引人的注意力，给人以酣畅淋漓的感觉，尤其和豫西人淳朴、直爽的性格吻合。河洛大鼓的表演形式相当灵巧，不用化装，无需道具，演唱者站在桌前，左手打钢板，右手敲击平鼓，另有乐师以坠胡等伴奏，而且不拘场地大小，或田间村头，或剧场舞台，一个人说说唱唱，比比划划，把那才子佳人风花雪月唱得感天动地，把英雄好汉拔刀相助说得气吞山河。台下群众随着情节起伏，听得哭也好，看得笑也罢，如醉如痴，酣畅淋漓，真是难得的艺术享受！
老百姓把河洛大鼓叫做“说书”，有啥喜事往往要请河洛大鼓艺人前来助兴演出，热闹一番，这就是“愿书”。按类别分：娶媳妇庆贺叫“红书”，孩子过生日宴请宾客叫“面书”，给老人祝寿叫“寿书”。此外还有“平安书”、“立碑书”等名目繁多的书场，为河洛大鼓提供了多样的表演舞台。河洛大鼓成为人民群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也吸引不少人纷纷加入到河洛大鼓艺人行列之中，最多时仅偃师就有２００多名艺人。
河洛大鼓的另一个舞台是书会。如今，全国最有名的书会，是河南宝丰县一年一度为期３天的马街书会。最多时有上百名说唱艺人前来献技，各路商贾也蜂拥而来，使马街书会成为振兴地方经济的一个大舞台。
偃师也有一个书会，自１９８５年起连续举办１０届后中断了，去年又恢复正常。其实，不管是偃师书会，还是马街书会，与孟津游王书会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游王书会虽然于１９５２年停办了，但其兴盛之时的辉煌，足以令其他书会望之兴叹。
孟津县游王村原是从洛阳北上的必经之地，南来北往的商贾多于此歇息，人气特别旺，清朝时村民有２５００余人，而且在这儿做生意的人也很多。
据说，游王书会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公元１８６２年～１８７４年）。每年农历正月十二，来自开封、商丘、兰考、南召以及本地的洛阳琴书和后来的河洛大鼓艺人蜂拥而来，兴盛时聚集３００多位艺人。游王村人搬出桌凳热情相待，桌子不够，艺人就立磙为案，以槽为桌，趁坎设摊，就地垒台，让各路名家说书献艺一比高低。
每到书会之时，游王村周围的村村寨寨都来“写书”。书会相当于现在的大型订货会，或者是商品博览会，不管从何方而来的说唱艺人，表演之后就相当于做“广告”。前来听书的人就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喜欢的艺人，把这个艺人的名字写下来，被“写”的艺人就相当于签订了一份演出合同，然后随写单人去演出。

不论来多少说书艺人，按规矩都要“写”出去。游王村人很有礼让之风，先让外村人“写书”，剩下不论多少都由本村“承包”。最终，远道而来的艺人都不会白来一场，最少也要让人家赚够盘缠。有了这个“基本保障”，艺人没有后顾之忧，所以纷纷前来赶场。这是游王书会能如此兴盛的原因。
良好的社会氛围，培育出河洛大鼓这朵艺术奇葩，而且培育了使河洛大鼓艺术达到顶峰的张天倍。这个清末秀才学唱河洛大鼓后，为何要拜死者为师？下期将为你揭开这个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