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州大调曲子

   
                      —— 一曲渐行渐远的民间绝唱

                              【张书勇】  

    假如你是一位旅人，又是在一个周末里走进豫西南的邓州，那么，就请先随便寻上一个茶馆坐上一坐吧，因为在这里，你将会感受到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聆听到一曲渐行渐远的民间绝唱——邓州大调曲子。
邓州的茶馆多是门脸不大但进深极深的天井小院，院内几株苍老的梧桐树，树下停满了来自十里八乡的自行车。茶馆内，人声鼎沸，烟雾蒸腾，茶博士提着筛壶踮着脚尖在人缝里钻来钻去的续水；靠最里面的一堵墙上，井然挂着京胡、坠子、琵琶、三弦、洞箫等乐器，墙下桌后摆放着古筝。谈笑声、喝茶声、嗑瓜子声、棋子落案声，嘈嘈切切的杂音里，嘣——，忽听得一声筝响，一曲《高山流水》舒缓而来，众人立时安静下来，皆伸长脖颈，如闻仙乐。一时间，偌大的院落里，竟是连人的呼歙之声也丝丝可闻——
这便是邓州大调曲子开唱前的情景。

一

    大调曲子源出于明清时代的鼓子词，是一种由流行于中原的小曲、民歌衍变而成的集弹唱于一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初盛于开封，后传入周口、禹县、邓州一带。由于其他地方较早的大面积的衰落，今人多以为大调曲子仅只流行于邓州及周边一带，故称之为“邓州大调曲子”。
    邓州大调曲子在演唱伴奏中的乐器以三弦为主，古筝、琵琶为辅，云板击节。旧时演唱方式为：演唱者手托云板，待音乐前奏一停，即起身向在座听众和各位乐手恭敬一揖，再轻轻击板，表示“献丑”，然后再回身坐下，在过门走完时开始演唱。演唱时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以示品格高尚。这是因为那时候大调曲子多为富豪之家自娱自乐之用，演唱时内眷女属常于两侧屋内或隔帘听唱，这样做以避瓜田李下之嫌。后来这种娱乐形式逐渐走向民间，最终演变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个曲种。
    邓州大调曲子之所以盛传百年而不衰，主要是因为中原黄淮等地历史上战乱频仍，而邓州偏处豫鄂陕三省交界之伏牛山陬处，社会环境相对比较稳定，农产丰富，经济小气候滋润；同时这里又为隋唐清商乐中西曲产地，历史上音乐艺术积淀丰厚，明代俗曲时调、清代花部、汉调二黄、商洛花鼓、襄樊小调均在此流行。音乐上的五方杂处，有利于艺术上的推陈出新，更有利于艺术人才的培养成长，所以大调曲子这种艺术形式才得以长期流传。
    与国内其他地方相比，邓州大调曲子具有鲜明的独特之处：一、在开唱前和中间歇息间隙，均奏板头曲；二、演唱时追求三弦、琵琶、月琴、古筝等伴奏乐器的齐全；三、比较尊古、纯正，保持了大调曲子原汁原味的古风。其最早的曲目《萧何月下追韩信》，原由邓州艺人周四少自清廷带回，至今仍传唱不衰。
在邓州大调曲子3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上，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叫曹东扶，对邓州大调曲子的推进推广做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曹东扶（1898—1970），今邓州龙堰乡曹营村人，出身于一个贫寒的曲艺世家，幼年曾沿街乞讨，卖唱为生；后在邓州县城拜马万寿、蓝文炳等曲艺大家为师，学习演唱大调曲子。由于其天资聪颖，潜心钻研，很快就成为这一行当的大家，被誉为“曲子圣手”。1953年，曹东扶代表邓县（即邓州）参加河南省首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弹唱的大调曲子《打渔杀家》、《高山流水》一路闯关，连获河南省、中南局一等奖，轰动中国民乐界。二十世纪50年代，曹东扶还曾多次带领学生进中南海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弹唱表演邓州大调曲子。
    曹东扶对邓州大调曲子的贡献，首先表现在对其唱腔的改造上。新中国成立前后，曹东扶对传统的大调曲子曲目进行了统一规范，使其在唱腔上达到粗犷豪放，气魄豪迈，吐字上达到音准板稳，圆润如珠。其次，曹东扶还挖掘、整理、创作出《高山流水》等板头曲30多首。其开创的板头曲，如今已被河南省列入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项目。曹东扶的弹奏演唱风格被誉为曹派艺术，至今一直影响着国内其他地方大调曲子的发展演化。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曹东扶被誉为“国宝”级的大师，均当之无愧。

       
二

    目前邓州保存的大调曲子曲目约有700余首，其中常唱的在150首左右。这些曲目多数都有悠久的历史，由无数文人雅士历经几十乃至上百年的时间精心整理加工逐步完善而流传至今，其语言大多通俗易懂，明白如话。如旧时喜宴上常唱的《吉庆辞》：
    一门五福三多九如，七子八婿满窗呼，胜似文王百子图；寿星老祖云端坐，左边仙鹤右边鹿；仙鹤口噙灵芝草，麋鹿身背万卷书；韩湘子，何仙姑，铁拐李身背药葫芦，葫芦里面有宝物；童儿打开葫芦看，吐噜噜，吐噜噜，直飞出九千九百九十九只燕蝙蝠；童儿身背八个字，上写着金玉满堂富禄财寿。
    此外，还有一部分创作较晚，然而却极受群众欢迎的曲目，如《安安送米》、《王大娘钉缸》等。这类曲目俗称“活箔箩曲”，意即连做针线活的农家妇女也能够听得懂，其代表作为《李豁子离婚》。《李》曲取材于邓南农村，由晚清邓北落魄才子李苍桥创作，语言朴实，情节逼真，中间又夹以俗言俚语，插科打诨，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李豁子我清晨起来去拾粪哪，回家来咋会不见我的女人。东院找罢我西院找，南院找罢我北院寻；七邻八家我都找遍哪，找不着我女人我不放心哪。……
豁子我急哩一头汗哪，进门碰上二差人。我一不欠粮二不欠租，恁到俺家为何因哪？县政府里有人将你告，今天要带恁进衙门！……
    邓州大调曲子的极盛时期，当在上个世纪的30至50年代期间。据邓州大调曲子研究会会长宋光生老人回忆，当时，邓州仅城区就由300多位演唱艺人，他们中最具影响力的除曹东扶之外，还有马万寿、张心喜、滕汉三、张德扬、李鄂斋、唐清州、赵金锋等人，时人称为“曲坛八俊”；在邓州小西关不足500米的长街上，茶馆曲场数十处，行人走在街上，但闻百步之内弦索争鸣，唱曲之声此起彼落，煞是热闹。
    邓州大调曲子在乡村更具魅力。当时各村俱有自己的乡土艺人，农人们在茶余饭后，田间地头，皆以听唱大调曲子为人生一大快事，时有“大调曲子唱一腔，男的不下地，女的不烧汤”之说。由于大调曲子唱词通俗易懂，乡间人人皆可弹唱一段，故曾有台上伴乐者要去解手，台下听众上去接了乐器就弹，也有台上耄耋老人唱出《太平年》上一句，台下黄毛小儿接口便唱出下一句的逸闻趣事。据说曹东扶在某村唱《五员哭墓》，听到伤心动情处，台下女人哭声震天，男人咬牙切齿；据说某艺人去湖北贩卖烟叶，途中被歹人抢劫后投入一口枯井，此人绝望之中唱出一段大调曲子，竟被歹人听到，遂以礼相待，留唱三天三夜，后不但归还全部财物，还一路护送其回家；又据说文革中，某村民一家大调曲子瘾发，正关门闭户在家偷唱《三朵花儿开》，忽闻门外脚步声响，遂赶紧改弦更张，唱：若不是来了共产党，咱举家不知饿死在何方……
三
    经受过文革十年的禁闭，经受过现代娱乐媒体的冲击，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邓州大调曲子，这种古老的弹唱艺术终于开始出现了衰落的趋势。
    当然，邓州大调曲子的衰落，也与它自身的表演形式有关：几百年以来，它一直保持着正  襟危坐的弹唱姿势，从来没有真正走上过舞台；一直作为一种自娱自乐的方式，从来没有被推上过市场，没有接受过市场的洗礼和考验；……
    目前邓州弹唱大调曲子的艺人不足60来人，约占全国总数的1/3，其演唱舞台也由广阔的城乡天地退缩至城市茶馆的一角。几年前，这些演唱大调曲子的曲友们的聚会场地主要在“心印茶馆”；如今，随着茶馆主人丁心印的去世，他们不得不把聚会的场地再次转移。他们均自备乐器，每天下午聚集在一起，且弹且唱。那弹坠子的老人，双目微闭，指缝间的烟灰簌簌落下，可他却依旧弹得一板一眼；那唱曲的老人，手打牙板，声音嘶哑苍老，极富沧桑感；那听唱的老人们，也都是闭着眼睛，脚尖在地上随着节拍一顿一顿，待唱到啊、呀、唉的音节时，便齐声伴唱起来。一时间，全场人皆如痴如醉，物我两忘……
这是邓州最后一代演唱大调曲子的民间艺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有88岁，年龄最小的也在60出头。他们一个个年老体衰，吟唱的声音愈来愈弱，可是，在他们的身后，长路漫漫，后继者正越来越少。他们一旦故去，邓州大调曲子将真正陷于“人亡曲息”的境地，将真正成为一曲永远也无法回味的民间绝唱……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邓州大调曲子已经引起了国家、省、市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前不久，中央音乐学院、河南省曲剧团及其他一些音乐团体已经派人来到邓州，研究开发邓州大调曲子，河南省政府也将邓州大调曲子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项目，现正在准备申报的前期工作。而作为邓州大调曲子的发源地、传承者，邓州市委、市政府也已经开始组织专人对其进行完整的、系统的、规范的发掘和抢救。我们衷心的祝愿在不久的将来，邓州大调曲子将迎来一个新的生机勃发的春天，将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和风采展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