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妹”曲剧靠通俗赢得超强人气
河南人谁不会哼两句“小苍娃我离了登封小县”、“陈三两迈步上公堂”呢?这是走平民路线的“辣妹”——曲剧。
曲剧是河南第二大剧种,从1926年登台演出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短短23年的光景,以惊人的速度普及到河南的城乡,进而扩展到安徽、湖北、陕西、山西、河北、江西、福建等省。在全国200多个地方剧种中,曲剧排行前10名,在河南20多个地方剧种中,为第二大剧种。戏剧界人士认为:曲剧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以如此罕见的速度,迅猛崛起于中国戏剧之林,这在中国戏剧史上的确是一个奇迹。
至于唱腔特点,南阳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李长溪有个很形象的比喻:大调曲子的唱腔如楷书,一笔一画比较规范;曲剧自由、委婉随意,像行书草书比较流畅。
清末民初,曲友们进了茶馆,鼓子曲里出现了在茶馆弹唱的茶馆曲子,鼓子曲更加普及和通俗。茶馆曲子出现的同时,又出现了“高跷曲子”。相传洛阳南郊有位叫王凤桐的秀才,是个狂热的鼓子曲友,他逃荒到南阳当塾师,课余常为村中鼓子曲同乐社抄编曲词唱本,人称“老编先生”。他返回洛阳故里后,开创了在民间社火踩高跷中演唱鼓子曲的新形式,把原来“不说不唱的哑巴跷”化装成四个角色:相公、姑娘、丫环和和尚,用鼓子曲的曲本和唱法,又扭又唱。清光绪六年(1880年)农历二月二十二,在洛阳关林庙会上,老编先生的高跷曲子打败了所有的哑巴跷,于是这种演出方式传遍洛阳所辖10县以及汝州、陕州所辖各县。民国后,这种高跷曲子不但盛行于洛阳、豫西,也传入南阳各县镇。
茶馆曲子与高跷曲子,对鼓子曲的普及和传播产生了重大作用。而鼓子曲随着参与者的急剧增多,逐渐形成雅派和俗派。雅派多为士绅、文人、富商,他们常唱《红楼》、《三国》等文雅曲目,使用大牌子如“劈破玉”、“满江红”等,演唱遵照旧制“闭目端坐,耸肩拔顶”(坐姿非常端正之意),常在富豪之家厅堂演唱,被称为“客房台曲”。俗派多以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市民、农民为主,喜爱唱些通俗谐趣、婆婆妈妈的曲目,如《小二姐做梦》、《李豁子离婚》等,所用曲子也是小牌子、杂调居多,如“鼓子头”、“鼓子尾”、“诗篇”等,常在集市茶馆、农家院落演唱,群众称其为“针线笸箩曲子”。
上世纪20年代,洛阳、南阳一带的俗派曲友与高跷曲子进一步结合,辅之以说白、表演、动作等,去掉高跷登上村中的庙台,或用几辆牛车对成台子进行演唱,被称为“曲子戏”或“小调曲子”(新中国成立后称曲剧)。一时间小调曲子成为时尚。南阳一带坚持厅堂演唱的曲友们为标明自己为“正宗”并与“小调曲子”相对应,将自己坚守的传统鼓子曲改称为“大调曲子”。鼓子曲养育的“两个女儿”就此踏上不同的道路。
曲剧当时怎么受欢迎,70多岁的张凌怡先生谈起儿时往事:“我的老家禹县(今禹州市)是小调曲子窝,解放前我十几岁时一街两行都是自拉自唱的,老百姓走夜路唱的就是小调曲。集市上有很多唱本叫卖,一两个铜板就买一本。曲剧班子在场院里就能演出,几辆太平车一对就是舞台,‘踩台’的丑角,唱些风趣的唱词,小孩子很喜欢。”当时汝州曲剧社盛极一时,定期活动的曲剧社就有近70家。
曲剧后来广泛吸收了其他曲种的一些东西,伴奏乐器也逐渐增多,成为健全的“文武场”,形成完整的地方戏曲,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演员。1959年,著名作家田汉在观看“曲剧皇后”张新芳演的《陈三两》后,连连说:“演得太好了,你感动了我!没想到曲剧这么美,这么富有表达力,叫人忘不了!”上世纪50年代河南拍了两部电影,一部是常香玉的《花木兰》,另一部就是张新芳的《陈三两》。
河南人谁能忘了曲剧中的“陈三两”、“小苍娃”、“寇准”、“高秋芳”等人呢?与此同时,又有多少河南人知道曲剧的同胞姐妹大调曲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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