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调曲子

    “姐姐”大调曲子高雅中维持小众格局

    曲剧的蓬勃发展对大调曲子是有震撼的，高傲的“姐姐”虽然带有轻视地将其称为“小调曲子”，但这个“与工农相结合”的“妹妹”还是影响了它，它变得更通俗化，民间唱曲者也更多了。

    南阳在清代时开辟有驿道，从北京至云贵，多取道于此。驿道又紧靠白河码头，成了南船北马水陆交通要道。随着商贸往来，晋、陕、川、鄂等地的曲子和声腔先后融入大调曲子，使之得以充实和发展。

    清光绪年间，南阳市石桥镇的鼓子曲友王庚轩府试中秀才后进北京谋官，结识了北京的一个曲艺发烧友王某，王某赠送了他十三段子弟书《露泪缘》，他将其带回后邀请大调曲友设曲改词反复弹唱，这便是大调中“红楼”曲目的由来。此后他借经商之机到皖、鄂、陕、川等地广采曲子。他的老乡郝吾斋向他学习习唱与演奏，并以自己的家为中心常邀曲友弹唱并资助贫苦曲友。他本人擅唱“三国”、“西厢”等曲词。两人同是南阳“清雅派”的代表人物。

    南阳市区喜唱大调曲子者甚多，至今知道的光绪年间所谓的腕儿就有十五六位。他们分别被尊为“曲圣”、“曲子状元”、“五虎上将”、“曲子旦”、“曲子丑”等。这些曲子名家，有的行医，有的经商，有的是小手工业者，自娱自乐，但已经不再单纯追求高雅清逸的情趣，从他们的雅号中能够看出来，大调已脱离早期“孤芳自赏”的阶段，进入雅中有俗、俗中见雅的时期。“曲子丑”张宝歧善唱《斗鹌鹑》、《狗咬狗》等富有生活情趣的俗段子，诙谐幽默，极受欢迎，一般上了场就下不了场，因此他常常等别的曲友唱完再唱，以免曲友难堪。俗段子的名唱家也拥有大批粉丝，大调曲子层次更加丰富。

    最能显示出大调曲子“雅中有俗、俗中见雅”特点的，是“曲子圣人”汤印侯。

    汤印侯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声如洪钟，震沉落花”。年轻时已负盛名。他与开封鼓子曲演唱者相交甚厚，在南阳唱法的基础上，革除“汴派”腔多词少的弊端，吸取其快、中、慢三种唱法之精华，创新唱腔，令人常听常新。他演唱的曲目雅俗兼有，更能见景生情，随时随地即兴编唱，一反大调呆板的坐唱。当他到新开业茶馆或商行助兴演曲时，他往往先暗自巡视一周，入座后应弦而唱，将生意字号、规模设置、掌柜伙计，甚至楼梯层数，都能合辙押韵唱出来，一时名声大振，追随者甚众。

    汤印侯重气节，讲仪表，入场唱曲，正襟危坐，目不斜视。1943年春，他为避战乱，客居湖北老河口。农历九月底，他同当地曲友数人到约定地点聚唱，途经伪“皇协军”队部门前，伪军中队长要他到队部唱曲，他断然拒绝。几经争执仍被阻行，他大怒骂道：“我汤老爷的曲子是唱给人听的，岂能给狗唱？”十几把刺刀一齐刺来，汤印侯倒在血泊中仍怒目圆睁。

    透过汤印侯改革汴派唱法，反映出当时开封仍有鼓子曲的演唱，而且依然是“腔多字少的清雅之曲”。汤印侯改革的不仅是唱法，还包括那种清高自傲、不食民间烟火的小众格调。比较开封、南阳两地，开封之所以过早衰微，正因其崇古守旧。南阳得以兴盛，正因其不断的革新与发展，特别是朝向通俗化发展。

    开封鼓子曲落户南阳后，发展成曲剧和大调曲子，当时南阳邓州城内小东关的一条老街上密集着唱曲的茶馆。从厅堂到茶社，场景变了，更多的市民、小手工业者等参与进来，他们带着浓厚的个人趣味演唱通俗的鼓子杂牌，使鼓子曲在南阳一带真正繁盛起来。图中这片堆满垃圾的空地就是当年南阳第一个唱大调曲子的茶社——邓县（今邓州市）南阁楼曲子茶居的所在地。

    （实习编辑：姜维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