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大鼓抒百姓情怀

作者：王雅萍

 在洛阳偃师，河洛大鼓曾经红极一时,成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乡村的田野曾经四处飘荡着鼓、琴的旋律。农闲时，忙碌了一季的农民在河洛大鼓中陶醉，可以抛弃所有的疲劳与烦恼。就连六七岁的小孩也经常挤在大人堆里，欣赏说书人的表演，有时甚至连吃饭都忘了。
      但现在，说书的人少了，听书的人也寥寥无几。
伊洛河畔鼓书诞生
      河洛大鼓起源于洛阳偃师，流传于豫西一带。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它是在洛阳琴书的基础上吸收了单大鼓、河南坠子等曲艺的优点而发展起来的。
      洛阳琴书因其主要伴奏乐器是扬琴而得名，仅在官宦、商绅和文人之间传唱。词曲典雅，属阳春白雪。洛阳琴书虽旋律委婉细腻，但节奏缓慢拖沓，音乐过于缠绵和哀伤。老艺人说：“琴书腔弯太多，吐一个字哼哈半天，让人听着着急。”琴书的演唱者多正襟危坐，只唱不演，主要伴奏乐器扬琴难以制作，更难以演奏。因此，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单大鼓、三弦书和河南坠子的冲击下，洛阳琴书迅速衰退。艺人纷纷另投他门，改唱其他曲种。
      偃师民间多才多艺的农民，就是河洛大鼓的原始创造者。20世纪初的一年，偃师三位洛阳琴书艺人吕禄、段炎、胡南方结伴到南阳行艺，偶然结识了南阳单大鼓艺人李狗，四人遂搭班演出。最初，他们是一人唱三人闲，或一人说三人闲。不久，吕禄、段炎、胡南方开始用自己的乐器为李狗唱的单大鼓伴奏。李狗也为吕禄、段炎、胡南方唱的洛阳琴书击鼓。在合作过程中，吕禄、段炎、胡南方逐步吸收单大鼓唱腔高亢明快的优点，不断琢磨和实践，终于创造了一种新的曲种——河洛大鼓。河洛大鼓一开始便质朴流畅，慷慨激昂，既便于叙事又便于抒情。
      河洛大鼓一出现，就迎来了它的发展机遇。
      河洛大鼓能快速在偃师民间流传，得力于艺人胡南方。胡南方生于1875年，是清末秀才，家境颇为富裕。因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前途感到无望，他无意仕途，潜心琴书艺术，在说唱中寻求精神寄托。后来他接触了南阳单大鼓，便对洛阳琴书进行改革，他自编自演，书词生动别致。随后，又吸纳河南坠子等其他曲艺的精华，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出河洛大鼓，在群众中影响越来越大。
      河洛大鼓改变了琴书艺人闭目坐唱的呆板形式，演唱者站立表演，一手击鼓，一手打板，唱腔速度由演唱者通过击鼓和打板来掌握。乐器以坠胡为主，伴以琵琶、二胡、三弦。咚咚作响的书鼓，清脆嘹亮的手板和声声撩人的坠胡，能活跃书场气氛，烘托故事情节，均为洛阳琴书所不及。河洛大鼓的音乐唱腔比较大众化，易学易唱，并增加了大量道白，再加上演员土腔土调的讲述，使观众感到非常亲切自然。
      河洛大鼓演唱的内容大多是公案书、武侠书和袍带书。这些描述风云际会、金戈铁马，赞颂武林英雄、耿直义士的内容特别符合观众的口味。
      河洛大鼓的唱腔属板腔体，以平板为基本板式，其他板式均在平板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根据故事情节的不同，演唱者可分别使用不同的板式。情绪伤感时唱“悲平板”，情绪激昂时唱“飞板”。句式采用“五字垛”“三字嘣”等不同的变化板式。“马趟子”多用于描述浩浩荡荡的官兵出征场面，“滚口白”则在悲痛欲绝、泣不成声时用。
      河洛大鼓是一种说唱艺术，既有优美动听的唱腔，又有流畅抒情的道白，吸引了无数的观众，很快便取代了洛阳琴书，迅速在伊洛河两岸流传开来，成为当地农民一种主要的娱乐形式。
邓存治的鼓书情结
      邓存治是偃师目前演唱河洛大鼓的7位民间艺人之一，7岁就开始跟村里的老艺人学习。讲起河洛大鼓，邓存治有说不完的话。
      在邓存治小时候，偃师农民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乡亲们的文化娱乐活动就是听书。每逢庙会、节日或到农闲，人们往往会聚在村里空旷的地方，听说书人演唱河洛大鼓。有时候他们可以连听一个月，而且每天一听就是三四个小时。邓存治从小就爱听故事，经常一句不落地从头听到尾。
      村里有位老艺人就住在离学校四五十米远的地方。邓存治总是提前个把小时上学，先到艺人家学唱一段河洛大鼓，听到上课铃声，才赶紧往学校跑。
      虽然邓存治每天都背着书包上学，但他从来没有进过教室的门。因为他和哥哥都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家里只能交得起一个人的学费，邓存治只得在教室外听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1957年中学毕业后，邓存治来到豫西钢铁指挥部文工团，从事河洛大鼓、豫剧、曲剧的演唱。两年后文工团解散，邓存治回到县曲艺队，专门从事河洛大鼓的演唱。不久，县曲艺队也解散了，但邓存治依然演唱河洛大鼓，直到现在。
      邓存治唱河洛大鼓，左手搭一对金属手板，右手挥动约一尺长的鼓槌，儿子邓建霞为他拉坠胡伴奏。每次讲故事的开头，总有几句开场白：
　　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
　　妻贤夫勤劳，子孝父心宽。
　　四句吟诗道罢，内有古书一部；
　　观众就坐，听我慢慢道来……
      之后，邓存治接着说上次已经开头的故事。他演唱的故事有《施公案》《彭公案》《黄天霸》《武松传》《红风传》《打严嵩》等。
      邓存治在演唱时，绘声绘色，声情并茂，故事情节曲折，听起来十分动人。他对书的内容把握得很好，当故事人物有思想斗争，或故事进入高潮时，便以唱为主。若是介绍故事梗概的“过路戏”，则从第三者立场上逐一道白。当代表正义的一方获胜时，他慷慨激昂，曲调铿锵。当坏人得势，好人遭陷时，便悲痛唏嘘，曲调低沉哀怨。鼓声随着故事情节或强或弱。观众也非常投入，经常有人随着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人物的喜怒哀乐，或紧锁眉头，或喜笑颜开。
      邓存治还将豫剧、曲剧的唱法和表演方式吸收到河洛大鼓，他的表演在当地独树一帜。
河洛大鼓曾经辉煌
      河洛大鼓的表演，不拘场地大小，田间村头、剧场舞台均可。表演者不用化妆、不用道具，表现出来的战鼓咚咚、琴弦铮铮、钢板叮叮，足以让听者忘掉所有不愉快的事。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豫西群众长期钟情于河洛大鼓。只要说书人支起鼓架，举起手板，拉起坠胡，附近村民就会纷至沓来，摩肩接踵。记者没有在史书上找到描绘当时听书盛况的内容，但据老艺人介绍，在偃师佃庄镇，听戏的群众曾把胸径20厘米粗的榆树都挤倒了。在翟镇镇，说书人曾经从晚上８时唱到第二天凌晨４时，观众还是不愿离去。特别是那些农村妇女听得十分投入，就像现在许多妇女喜欢看韩剧一样。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豫西地区，几乎每县都有一二十个河洛大鼓演唱组织，从艺人员五六十人。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一段时间，县县都有专业曲艺队，曲艺人员演出的主要曲种就是河洛大鼓。在洛阳老城的曲艺厅，河洛大鼓一天三唱，终年不断。由此可见，河洛大鼓在当地民间是多么受群众欢迎。
      河洛大鼓也有家庭戏班，主要是指以一个家庭的成员为演员班底的赢利性流动性剧团。尽管家庭戏班没有留下任何详细的资料，专家们仍发现了许多有影响的家庭戏班。　
      家庭戏班农忙时种地，农闲时演戏，处于半职业化状态。曲艺是他们不可缺少的嗜好。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口传心授，在与百姓面对面的交流过程中，不断从生活中吸收养分，技艺不断提高，一些优秀演员也脱颖而出。同时，家庭戏班的“沿门唱书”，使河洛大鼓这种民间艺术跳出了自娱自乐的圈子，从封闭走向流通，创造了与其他民间艺术交流学习、借鉴吸纳的机会，为其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河洛大鼓创始人之一段炎之子段文标，自幼随父学艺，演唱板式规整、准确，擅长演唱武书，大腔大口，在河洛大鼓的演唱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陆四辈生在河洛大鼓世家，祖父陆明智是位造诣颇深的河洛大鼓艺人，父亲陆更照也以说书为生。陆四辈10岁开始学艺。他唱腔洪亮，表演大方，不仅能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武书，善于刻画书中英雄人物，而且能说百姓生活故事。他伴奏技艺高超，指法灵活，是位多才多艺的艺人。
      河洛大鼓的群众性和家庭戏班的大量出现，使百姓和河洛大鼓之间的关系如胶似漆。河洛大鼓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门类，在中国曲艺文化史上的地位就不言而喻了。
      河洛大鼓始于20世纪初，盛于20世纪中期。198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电影、电视等的迅速发展，河洛大鼓的发展受到了影响，市场渐渐萎缩，以演唱河洛大鼓为生的艺人大大减少。一些原来学唱河洛大鼓的年轻人纷纷弃艺转行，老一辈艺人也因年老体衰逐渐退出舞台。河洛大鼓的传承难以为继。
      1986~1995年，河洛大鼓的发源地偃师，先后举办了10届河洛大鼓书会，会期在每年5月。当时来自各地的艺人有四五十位。办到第十届时，书会就很难办下去了。偃师市文化馆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一方面文化馆没有经费，办书会的费用是由村里出的，在哪个村办就由哪个村出钱，但现在村里不愿意出钱了。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认为河洛大鼓影响力小，也不愿赞助。另一方面，目前全市在册的河洛大鼓艺人只有7个了，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且以六七十岁者居多。2004年，经多方努力办了第十一届，今年因为缺钱，至今还没有办成。
      其实，河洛大鼓书会难以为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河洛大鼓对观众的吸引力大大减小了。
      一直以来，河洛大鼓的创作队伍基本没有形成，艺人文化水平又普遍较低，且唱腔单一，表演方式陈旧，没有亲和力。他们说的书都是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缺乏适合河洛大鼓表演的优秀书目。
      著名学者余秋雨说：“社会普及必然牵动上层文化界，上层文化界可以隔岸观火，也可以偶尔涉足，这就只能使社会普及停留在原生态的阶段；如果上层文化界按捺不住，浩荡介入，而且慷慨地把自身的文化优势投注期间，那么就会产生惊天动地的文化现象了。”
      虽说任何一种艺术都不可能永远不衰，但我们还是希望河洛大鼓能够振兴，希望曲艺界的专家、学者能及早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