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曲艺并未从生活中走远

每年的河南宝丰马街书会不仅是河南曲艺的一次盛会，还是全国各地的曲艺人和观众的一次大聚会。

记者陈晓东摄影

7月28日至30日，来自省内外的曲艺明星、大腕将齐聚郑州，由中国曲艺家协会、河南省文联、郑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七届中部六省曲艺大赛”将在郑州开赛。本届大赛共有来自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安徽、江西六省的23个曲艺节目进入决赛。其中河南省曲协有5个节目入围决赛，分别是王鑫鑫、段菁菁、梁梦珂和杨晓丹的河南坠子《乔派往事》，王园、臧苗苗和赵丽的曲艺小品《你是我的唯一》，魏鹏、王洋洋等人的快板《战车夜话》，朱云阁的豫东琴书《安全着陆》，蔡其山的河南坠子《父子卖驴》。

曲艺是最具民间色彩的表演艺术，深受老百姓喜爱。中部六省是曲艺发展的沃土，诞生了许多人们喜闻乐见的曲种和生动活泼、贴近生活的曲目。在本届大赛上，不仅有相声、快板书、曲艺小品、河南坠子等大家熟悉的曲种，还有苗傩鼓词、茶灯说唱等地域特点鲜明的曲种，更有大同数来宝这个中华曲坛的新成员。

这次河南参赛的5个节目极具地方特色，都是近些年来河南曲艺的上乘之作，演员也不乏近些年在国内曲艺界频获大奖的选手。“比如蔡其山老先生，他的风格属于典型的原生态坠子唱腔，硬功大调，让人听完非常过瘾。”郑州市曲艺家协会主席陈红旭说，“蔡老先生的坠子非常接地气，随意性很强，但这种随意是有章法、有规矩、有节奏的，是很能见演员功力的那种收发自如，非常具有观赏性。”

河南曲艺曾有一段段辉煌与灿烂的过去，郑州老坟岗、开封大相国寺，从茶社书棚走出了众多曲艺大家。

河南曲艺成长于社会底层

“咱们河南是曲艺大省。”河南省曲艺家协会秘书长鲁银海说起来非常自豪，“河南的曲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曲种多，全国有两三百种曲艺，河南就有上百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就有二三十种；二是从业人员多，名家大家多。”

早年的曲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那些漂泊的艺人为了求口饭吃，吹拉弹唱，游走在城市乡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方言、不同的喜好、不同的表演，挣扎在底层的艺人们适应着人们的口味和节奏，在表演中不断创新和探索，逐渐形成了在全国叫得响的河南坠子、河洛大鼓和豫东琴书等。

艺术形式的固定，演出地点也在逐渐固定。“解放前，由于综合因素的造就，在河南有两个曲艺集中地，或者说是曲艺重镇，一个在郑州老坟岗，一个在开封大相国寺一带。”郑州曲艺家协会主席陈红旭如是说。

当年的郑州老坟岗东起二七路，西至福寿街，南起解放路，北至太康路，面积不大。用老辈人的话说，老坟岗虽比不上北京的天桥、上海的大世界，但它们有的老坟岗也都不缺。最多时老坟岗的茶社书棚有20多个。每当夜晚来临，整个老坟岗是汽灯明亮，人头攒动，异常热闹。河南评书、河南坠子、相声、快板，都是备受观众欢迎的节目。刘明枝、刘桂枝、李元春、于忠霞、汪国宝、王连堂、马素芳、范明选……这些曲艺大家都曾在老坟岗演出过。

开封大相国寺一带的曲艺由来已久，到了1927年，经过冯玉祥的改造，大相国寺一带成为当时河南省最大的集商业、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公共场所。戏剧、评书、相声，还有拉洋片的、变戏法的，捏面人、吹糖人、耍枪弄棒的等。第一位坠子女演员张三妮，就是在大相国寺演出而很快轰动省城。

河南曲艺曾经有一批名家

在河南曲艺中，最出名的要数河南坠子。河南坠子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传遍了大半个中国，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曲种之一，涌现出了乔清秀、程玉兰、董桂枝、“郑州三刘”、赵峥等一批大师名家。“河南坠子堪称河南曲艺的代表，乔程董三大唱腔流派，风格各异。”陈红旭赞叹说，刘明枝、刘桂芝和刘宗琴，“郑州三刘”，各有千秋。

河南坠子名震全国，那些大师名家有些我们耳熟能详，有些却鲜为人知。两年前陈红旭在搜集相声录音时，偶然听到郭荣启和常宝霆先生的相声中出现了一段有趣的对话。“他们说，下面我为大家表演一段张永发张大爷的河南坠子《走马荐诸葛》。”陈红旭非常纳闷，郭荣启能在作品中表演张永发的作品，并尊称其为张大爷，这说明张永发是河南坠子的大腕级人物，但张永发在河南坠子史上却鲜有介绍。

陈红旭多方走访，了解到了张永发的一些情况：据《原阳曲艺志》记载，张永发，原阳县齐街乡于庄村人，生于1886年，卒于1956年。因眼睛视力欠佳，故得绰号“玉石眼张”。早年跟随河北大名府艺人王教德学唱山东大鼓。1928年，张永发由唱山东大鼓改唱了河南坠子，凭着对艺术高超的悟性和执着的追求，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跃成为河南坠子的佼佼者。

当时河南两大曲艺重地郑州老坟岗和开封大相国寺，张永发都曾在那里演出，经常这边演出完匆匆忙忙赶往那边，两地“通吃”。而真正让张永发大红大紫还是到天津、北京之后。张永发为何要到津京闯天下呢？张永发的孙女张玉梅说，张永发用山东大鼓融化成的河南坠子别有风味，让其他同行难有立足之地。同行们一商量，大家情愿凑份子养张永发，但条件是请张永发停止演出，给大家留碗饭吃。恰在此时，天津玉明春茶楼老板刘振山亲自来邀请张永发赴天津演出，张永发就爽快地跟刘振山到天津重闯新天地了。

“1930年，张永发到天津后一炮而红，当时的天津督察长还赠他一块‘盖河南’的金匾。与乔清秀三足鼎立的程玉兰、董桂枝都曾受过张永发的传授。当时张永发、董桂枝的对口坠子与乔清秀、乔利元的对口坠子在天津形成了两个文化品牌。”陈红旭说，1946年张永发回到老家原阳，演出阵地由城市转向农村，由小段转向大书，颇受当地百姓欢迎，流传着“收了麦子存到家，就等玉石眼张永发”这样的顺口溜。

从有名的大师名家到那些无名的底层艺人，从那些开创流派的一代宗师到热情的曲艺观众，正是他们对河南曲艺的无限热爱，造就了那一段曾经的辉煌。

河南曲艺一直在坚守

解放后，郑州成立了说唱团。“这个团的历史只有18年，但那个时候河南曲艺的拔尖人物基本都在这个团。”陈红旭说，郑州市说唱团当时代表着河南曲艺的最高水准，多次进京、赴外地演出，为宣传河南曲艺立下了汗马功劳。

“改革开放前，几乎每个县都有曲艺团，各种曲艺演出也很多。”鲁银海说，但这几年，河南曲艺面临着非常艰难的局面，全省曲艺团只剩下五六个，“能坚持演出的，省曲艺团算一个，南阳有一个，下面还有三四个县级团”。

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于传统曲艺日益疏远。曲艺自身的特点也让这种艺术形式面临人才断层。“曲艺不像其他传统艺术，它的传承主要靠传帮带，像戏曲还有专门的戏曲学校，一些高校也有戏曲专业，但曲艺没有专门学校。”鲁银海叹了口气，“所以曲艺传承比其他艺术都难。”

即便如此，河南曲艺并未从生活中走远。在河南一些城市的很多茶社剧场，背着坠琴、拿着简板的老艺人被聘请过来演唱；在一些景区，河南坠子、河洛大鼓成为宣传表演的重头戏；在农村，一些民间艺人自发组织起来演出，“很松散的组织，也很简陋，一个架子车搭个平台就能唱，老百姓也爱看”。鲁银海说，有的民间表演团体因为质量有保证，还得到了政府支持，有演出任务时也选拔他们参与。

陈红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特别提到了闻名全国的河南宝丰马街书会，每年书会时全国各地的艺人和观众云集，这也充分说明曲艺在群众还很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