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鼓曲艺术的改革,要秉承“先继承,后发展”的原则。如果基本上没有继承,完全凭空编造,那就如同路边的某些“登瀛楼”,只是名字还是“登瀛楼”,菜可不是那个味了。
当年,白凤岩、白凤鸣在刘派京韵大鼓的基础上对京韵大鼓进行改革,形成了少白派京韵大鼓,这种改革是恰到好处的,因为他仍旧是京韵大鼓,没有将京韵大鼓的唱腔做颠覆性的变化。普通的观众比较接受这样的改革,他们能感受到少白派京韵大鼓从刘派京韵大鼓脱胎而出的痕迹。
而后,骆玉笙在刘派京韵大鼓、少白派京韵大鼓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骆派京韵大鼓,这也属于很成功的改革与创新。骆玉笙越发科学的发音,独创的唱腔,以及在四胡、琵琶伴奏方面的突破,都构成了骆派京韵大鼓的特点,这些特点并未远离京韵大鼓本身,就像对鼓楼进行了装修与粉饰;而不是拆了木结构的鼓楼,盖上了钢筋水泥的样式像“凯旋门”那样的新式鼓楼。虽然还能叫鼓楼,凯旋门上面还真的安上了大鼓,但终究是面目全非了。
改革开放后,有一段时期,某地对曲艺、曲剧的改革是走了弯路的。有的京韵大鼓演员开始尝试使用电声乐伴奏,开始常态化的使用伴奏带伴奏,甚至把曲艺唱法变为了美声唱法。他们喜欢“手持话筒,走向观众”,整个一不伦不类。曲艺演唱,不是不可以借鉴西洋美声唱法,但如果一段京韵大鼓嫣然成为了歌剧,那就不是京韵大鼓了,干脆叫“美声大姑”多好!
经过这样的改革,京韵大鼓在这个地区并没有迎来一批新的青年观众,反而老一辈观众也不买票去听京韵大鼓了。
再说一个例子,很久之前北京曲剧的改革也走了很多年弯路。有一段时间的北京曲剧,放弃了曲剧特色,放弃了单弦唱腔,设计了许多与单弦曲牌毫不相关的唱腔。这些新唱腔远离了关学曾、佟大方、魏喜奎、曹宝禄的初衷,表演形式趋于话剧,注重背景、灯光、装饰、服饰、道具,唯独不重视继承单弦曲牌,消耗了大量的资金,没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好在前些年开始,北京曲剧进行了自我纠正,又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但因为走了弯路,也丢了不少观众。
鼓曲改革,必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要循序渐进。有的单弦演员,会唱《风雨归舟》,却唱不好《夏至天长》,这本身就不正常。急功近利是不可以的,有些传统的规律不应违背,如果违背了艺术规律,对艺术就会产生破坏。就像书法界有一种“丑书”,那是真的吸引眼球,但从书法界整体来看,这种“丑书”破坏了书法圈子的风气,扭曲了书法家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对于书画生态来说,百害一利。
新世纪以来,传统艺术是有市场的。有的地区冒进改良鼓曲,结果动摇了鼓曲观众的根基。天津比较原汁原味的传承鼓曲,观众队伍算是勉强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了。这其中的规律和经验做法,是值得探寻的!(半城烟沙掩垂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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