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曲艺的困境和迷茫

河南曲艺取得骄人成绩，累累战果的背后，并非一帆风顺，表面上的繁花似锦，却隐含着枯萎、衰败的担忧。早在2011年王国军在《光明日报》发文，《曲艺，这棵大树“病了”》。诚然如此，河南曲艺病在哪里？究其病理、病因如下：

一、市场丢了。曲艺服务于文化市场，文化市场反哺于曲艺。市场是曲艺赖以生存的土壤。土壤养分足，曲艺这棵大树就枝繁叶茂；土壤病了，缺乏生长所需的养分了，曲苑之秀就会枯萎。八十年代后期，经济体制的改革，牵动了传统文化市场的变革，改变了适宜曲艺生存的土壤。各企事业单位实行自负盈亏，各种曲艺组织、曲艺团体迫于经济压力逐渐解体；各种曲艺演出场所如曲艺厅、书棚等相继被取缔、关门，或改作录像厅、舞厅，游艺室，挪作他用；各种文艺团体或文艺晚会将曲艺这种说书类的“小打小闹”拒之门外。这样，曲在城市仅有的一席之地被挤丢，被严重地“边沿化”。尤其是民间草根艺人，民间曲艺说唱登上“大雅之堂”的权利被“剥夺”了。

河南民间的四大曲种河南坠子、大调曲子、三弦书、河洛大鼓大多都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充满着浓郁的泥土芳香。中原大地肥厚的沃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河南曲艺人。无疑，乡村田野才是河南民间说唱艺术的“娘家”，落地生根的地方，农村才是河南曲艺最为广阔的市场。然而，最不容乐观的是农村的经济体制也向不利于曲艺艺术生存的方向发展。土地承包到户，生产队没有了集体经济，成了空架子，一般不包场演出了。说书主要靠大家兑钱，凑粮食或还愿之类的形式来支撑。这样艺人们的演出场次就得不到保证。

河南民间的“书会”是艺人们展示才华，切磋技艺，“写书”“靠活儿”的平台，如宝丰的马街书会，巩义的米河书会，孟津的游王书会等。这些书会繁荣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服务了一代又一代的民间艺人。如今除马街书会经政府和文化部门的努力抢救、振兴，虽然充斥着商业气息，但仍然坚持下来之外，米河书会和游王书会早已湮沉，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说书艺人失去了市场就等于失业。没有演出场次，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艺人的饭碗不端不牢。他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收入低微，难以养家糊口，迫使相当一部分艺人弃业改行。

河南曲协和文化部门也看到了曲艺市场的萎缩和窘境，付出诸多努力，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试图拓展曲艺的市场。如举办曲艺节，鼓曲唱曲大奖赛等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收效甚微。洛阳“非遗”中心在河洛大鼓入选“国遗”后，在洛阳各市县连续举办十三届河洛大鼓曲艺节，除此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书会，曲艺周、曲艺展演等。但大势已去，单凭几个曲艺节，几场书会，几个活动，似蜻蜓点水，显然杯水车薪，难以救活曲艺市场。曲艺人赖以生存之地仍没有大的起色。

二、“靠山”倒了。任何艺术的繁荣，都离不开强劲的社会载体，曲艺亦然。社会的支持，政府的扶持是曲艺人强有力的靠山！曲艺市场遭遇寒流，曲艺艺术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社会各方面的冷落、歧视，更是雪上加霜，使她成了失宠的孤儿。

尽管河南曲协永远是曲艺人的“娘家”，是曲艺人的坚强后盾，是替曲艺人发声，给曲艺人做主的“衙门”。但众所周知，文联只是社会团体组织，而曲协不过是文联属下的团体会员，有职无权，或者说是有权没钱，是一个“空架子”。更多的情形下，曲协只是传达上级精神的口舌，是联系上下级之间的纽带，仅此而已。现今经济社会，没钱就没实力，没实力就难办事，说话就不硬气。曲协有心做曲艺人的“靠山”，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改革开放前，各种各样的曲艺组织、曲艺团体还是比较完善的。如河南除了曲艺家协会（曲艺工作者协会）之外，还有鸡公山的河南省曲艺学研究会，河南省戏曲研究所下设的曲艺研究室等。除省级曲协外，还下设各市县级曲艺家协会（或曲艺联合会）。县级曲协组织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会员大会，组织全县艺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上级文件精神，给艺人发放学习材料，编制班组，出具演出证明、介绍信等，起到了一定的“靠山”作用。九十年代后，随着体制的改革，各地曲协树倒猢狲散。即使个别市县还残存曲协组织，也形同虚设，名存实亡，加之缺乏经费，无法开展活动，自身尚且难保，如何成为曲艺人的“靠山”？

原河南曲协秘书长庆遂增曾经感慨，曲艺未能得到应有的政府支持和社会关爱，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曲艺队伍很少有吃“皇粮”的，尤其是民间曲艺几乎没有吃“大锅饭”的，人们称民间说书人是属“鸡”的——自己刨食吃，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曲艺的生存和发展。

河洛大鼓届，在编制，“吃商品粮”的艺人屈指可数，一般都是曲艺队的头头或领导，如新安县曲艺队队长张尾巴，偃师曲艺队队长陆四辈等。绝大多数民间艺人都是凭技艺混口饭吃，成了爹不疼，娘不爱，天不管，地不收的“流浪艺人”。后来，曲艺团体没有了，民间艺人更是陷入“靠山山倒，指水水跑”，孤助无援的境地。

党和政府对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视的，但不排除某些部门，上层文化领域对曲艺这种所谓的“俚词小调”不屑一顾，尤其认为民间草根曲艺，太土气，登不了大雅之堂而常常被忽略。有时为了应对上面的传统文化保护政策，不得不象征性，走马观花地应应景，走走过场。显然，这样的“靠山”曲艺人是靠不住的。

三、好作品少了。任何曲种的繁荣，其经典、优秀的曲（书）目首当其冲。再好的曲种、名家，没有几出拿得出手的“当家戏”，也就没有曲种的存在。在河南曲艺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优秀的曲（书）目，经数不清的艺人传唱、演绎，千锤百炼，大浪淘沙，历数千载流传下来的堪称精品、经典。可惜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正在不断的流失、消亡。现代作品大都是应景之作，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岁月的洗礼的传世作品少之又少。

目前河南曲艺作品的现状，一方面是曲艺作品较其它文学作品创作难度大，写出来的作品市场少，影响力小，加之曲艺的不景气，出来的作品谁来唱，效益在哪里？曲艺作家辛辛苦苦创作出一个作品，却“拿着猪头寻不着庙门”，出力不讨好的营生谁愿意做？这也是曲艺作家不愿写，不敢写的根本原因。有了这层尴尬，焉能出曲艺精品？另一方面是曲艺人员大多文化水平低，自己不会写，创作不出适合自己演出胃口的作品。而专业作家缺乏演出实践，创作出来的作品不贴近生活，不接地气，不适合曲艺特色，只能案头阅读，或束之高阁，曲艺演员不愿唱。一家不愿写，一家不愿唱。一家抱怨写出来的作品找不到好的演员，一家抱怨没有好作品可演可唱。形成了作者、作品、演员三角关系的怪圈儿，导致了曲艺作品的荒芜，“没戏可唱”的恐慌，哪来的生存和发展？

四、曲艺队伍萎缩了。原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刘兰芳形象地把河南曲艺比作“枣核”，中间鼓，两头尖。走着一条由以前缺少演员，到演员享誉全国，再到目前不景气的路子。著名曲艺教育家赵铮曾说过，原来办曲艺培训班，参加者众多，生源很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曲艺演员，但后来曲艺团体都解散了，大家各自谋生，纷纷改行。曲艺演员骤减，年轻人没人想学，再办班时就招不来人了。

就拿河洛大鼓为例，“大集体”年代，仅新安县就有四五十个民间说书艺人，这还是最少的。偃师是河洛大鼓发源地，巩县是“说书窝儿”，兴盛时，每个县能达到几百个民间说唱艺人。强大的曲艺队伍把曲艺艺术推向了巅峰，而辉煌的曲艺又孕育了无数的艺术大师，名家辈出，形成了良性循环。然而，曲艺到了无法逾越的巅峰后，骤然回落，迅速地滑向低谷，濒临危绝，少人问津。曲艺从辉煌的殿堂，一下子被打入冷宫，由人见人爱的“香饽饽”，变成了人人嫌弃的“黑窝头”。原来年轻人对曲艺争相习学，后来避而不及。老艺人不断故去，新艺人青黄不接。现今除河洛大鼓发源地偃师，兴盛地巩义还有寥寥无几的老艺人在独撑残局外，其它县市仍坚持行艺的艺人几乎为零！

河南曲艺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曲种的进步，都离不开一代名家的努力，融进了无数大师们的心血和汗水。如河南坠子大家乔清秀、赵铮、刘宗琴，河洛大鼓大家张天倍、程文和、段界平等。他们哪一个不是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把曲艺艺术推上了高峰？但观如今，触目寒心，曲艺连遭不幸，明星殉落，一蹶不振。真正能引领曲艺发展，传承振兴曲艺的“领军人物”可谓凤毛麟角，少之又少。“病”了的曲艺无法诞生曲艺名家，而没有曲艺名家的“起死回生”之术，又加剧了曲艺的“病危”。

五、观众流失了。演员常把观众比作上帝，比作自己的衣食父母，可见观众在曲艺中的份量和位置。如果把艺人行艺看作生意买卖，则观众是消费者，消费者的多少是决定生意成败的主要因素。曲艺与观众的关系又如鱼和水，水干涸了，鱼就难以生存。曾几何时，电影、电视、歌舞蚕食了曲艺的领地，抢走了曲艺的观众，夺走了曲艺人的饭碗；曾几何时，洋文化，舶来品汹涌而入，侵蚀着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把传统文化——曲艺逼到了墙角，少人问津；曾几何时，互联网文化铺天盖地，来势汹汹，小程序、小视频、自媒体把人们征服成“手机党”、“低头族”，年轻一代再没有人肯丢下手机，静下心来，听一场说书。

因此，再没有不论男女老幼，抱着收音机，废寝忘食，津津有味地听刘兰芳的《岳飞传》的听众群体了。再不会出现刘兰芳初来河南宝丰演出时，“万人空巷听说书”的场景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说书盛行。在一些大村子里，书场的听众不下千人，最多的能达到两三千人，不亚于唱大戏的场面。乡村夏夜，说书人还没有到，书场的听众已聚得人山人海，翘首以盼。说书的每到一处，都有一大部分“书迷”为之倾倒。善良、纯朴的老大娘、大嫂把平时全家舍不得吃的鸡蛋煮给说书人吃；小学生听书入迷了，忘了上学；姑娘们偷偷地给自己喜欢的说书人纳鞋垫、塞情书……但随着电视、网络、手机进入了千家万户，书场上的听众日渐稀落，观众层次不断缩小。青少年一代因审美观不同，对说书艺术越来越生疏。他们很少光顾书场，有的远远站着看一会儿稀奇就走了，根本听不进书的意思。如今有的地方二十几岁的青年压根就不知道说书是什么。

“书迷”少了，且不断老龄化，人们对说书的崇拜变成了嘲笑、歧视。听书人的热情也急剧降温，说书的敲了半天鼓，也“敲”不来几个听众，开书半天了，才有人姗姗而来，且大部分是老年人，有的还中途退场。当初人山人海的书场，如今稀稀拉拉的几个听众，屈指可数。怀念昔日风光无限，目睹如今残棋败局，岂不伤感、寒心！听众的冷落使说书人情绪低沉，打不起精神来，书就唱不好，唱不好听众就更少，形成了恶性循环。

六、体制“病”了。2003年，国家启动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由中宣部及下属部门文联中的各团体具体组织实施。2005年后，国家又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原来 “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 的说法不再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传承工作由文化部下属的厅、局、负责实施，各省市县文化馆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不难看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名称变了，管辖权、实施权也变了，由原来的宣传部门变成了文化部门。众所周知，我国的体制中，宣传部门和文化部门是不一回事的。宣传部门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属党管理的直属部门；文化部门是管理文化市场的，属各级政府管辖。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体制一般又不可越俎代庖。

河南曲艺大多来自民间，且处于濒危的边沿。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划分，河南曲艺绝大多数可以划归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成为申报“非遗”的保护对象。这样河南民间说唱艺术就有了双重身份，一个是曲艺，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受双重领导和管辖，一个归属宣传文联部门的曲艺家协会，一个是归属文化部门的各地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双重身份，双重领导，看似全方位地管理，周密严谨，但弊病确实不少。“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两个部门都能管，但又似乎都不能管；这个部门认为应该属那个部门管，那个部门认为应该是这个部门管；，民间曲艺成了“皮球”，被踢来踢去，摸不着东西南北了。

民间曲艺归属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当然要管。但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很多，范围很广，民间曲艺说唱只是其中的一类。“非遗”保护中心不可能把所有重力都放在曲艺上，人家还要忙其它事儿呢。再说术有所专，“非遗”保护部门不可能在曲艺保护方面个个内行，都是专家、学者。既非内行，难以深谙曲艺之道，又怎么能保护好曲艺？

还以河洛大鼓为例，洛阳市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自2006年成功申报河洛大鼓为“国遗”后，每年都会申请获批四十至六十万不等的专项保护资金。这些资金花到什么地方了呢？除了办一年一届的河洛大鼓曲艺节，书会，进行几次河洛大鼓进校园活动，做一些面子上的工程外，每年竟还“节余”资金几万至几十万元，被财政统筹或收回。一方面是河洛大鼓艺人处于颇危的绝境，急需救助和扶持；一方面是国家下拨的专项保护资金没地方用，不敢用，不会用。这是多么讽刺性的笑话啊。

曲艺家协会保护传承曲艺是份内的事儿，天经地义。国家把“非遗”专项保护资金划拨到文化部门了，没有曲协的份儿。钱是“硬门事儿”，没有经费，曲协拿什么保护和传承？空手套白狼，空嘴说空话？喊喊口号，写写标语，能把曲艺喊醒、救活吗？所以，曲协处于想管又不能管，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境地。

七、病急乱投医，病上加病。改革开放，文艺繁荣，眼睁睁地看着流行音乐、歌舞风靡火爆，年轻一代对流行歌曲、舞蹈近似疯狂、痴迷的程度；眼巴巴地瞅着青少年、学生远离曲艺，赶赴潮流，追逐时尚，去拥抱流行，把曲艺逼向了死角。曲艺人坐不住了，不能固步自封，坐以待毙啊，得顺应时代发展，追赶社会潮流呀！怎么追随？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改革。怎么改？河南曲艺人摸着石头过河，尝试着艰难的改革历程。

首先就是“跟风”。既然流行歌曲火爆，就尝试着迎合，把流行歌曲元素塞进曲艺里，亦歌亦曲；曲艺仨俩人干巴巴地说唱，势单力孤，不气派，不热闹，登不了大雅之堂，上不了电视晚会，就几个人，几十个人来一个大合唱，大联唱，民族乐器背时了，引进西洋乐，电声乐，够红火了吧；年轻人爱美，爱时尚，爱舞蹈，曲艺也得跟上去，弄一群年轻漂亮的美女，唱呀，跳啊，扭啊，来吸引年轻人的眼球，试图拽回曾经丢失的一批青年观众。

还拿河洛大鼓说事儿。著名青年曲艺演员王小岳凭借穿云裂石的歌喉，率先将歌舞元素引进河洛大鼓，先是一人独唱，继而抛弃了书鼓、钢板，多人伴舞、伴唱，的确取得了轰动效应，赢得了有关领导的认可，收获了诸多的荣誉，被誉为河洛大鼓第五代艺人的“领军人物”。王小岳虽然英年早逝，是曲艺届的一大憾事，但他的唱腔，舞蹈却影响了无数的后来者，被争相习学，成就了如今历演不衰的“河洛大鼓歌舞风”。

这种盛行的“歌舞风”是否就意味着河洛大鼓已经改革成功，起死回生，逢勃发展呢？并非尽然。因为其违背了曲艺自身的规律，忙着改革、迎合，一不小心丢失了自己，回头一看，找不着北了。曲艺就是说与唱的艺术，把她歌舞化，又怎么和专业的歌舞相提并论呢？到头来弄得四不像，歌舞不歌舞，曲艺不曲艺，不伦不类的。其结果是外行的领导们喜欢，真正的书迷、行家不买账。认为这哪里是振兴，分明是在糟蹋啊。事实证明，河洛大鼓歌舞化的这些年，除了偶尔几场应景性的文艺活动场合点缀一下之外，并没有根本性的起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曲艺取人所长，补已所短是好事儿。但取之不当，则引狼入室，惹火烧身，把自己给伤了。曲艺引入歌舞，流行音乐，看似充实、壮大了自己，实则虚张声势，狐假虎威，是自身实力不足，心虚的体现。

曲艺病危，但医治曲艺的良药还需要苦苦研制，病急乱投医，只会适得其反，加剧病情恶化。

河南坠子也在探索改革中求发展、创新中求生存，但很少出现歌舞化，西洋化的现象。河南坠子艺术家们大多从提高自身技艺，从唱腔到音乐不断地精细化，追求的是艺术的高度、深度和境界，而不是借助歌舞的人多势众，来替自己壮胆、助威。这也是河南坠子不愧为河南曲艺届的“老大哥”，健康、稳步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