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豫西河洛大鼓·陆铭

陆 铭   

    内容摘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要求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章根据公约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对河洛大鼓的艺术本质、艺术传承、演唱内容、艺术价值、主要书目、表演器具、历史发展、表演方法、流传地区、表演类型及唱腔特点等作了详细的阐述。
　　
　　乡村之夜，月明风清。随着“咚咚咚……”一阵鼓响，乡亲们纷纷搬起凳子，聚到村头听“说书”。说书先生那苍凉沙哑而又极富有磁性的声音，在委婉悠扬的坠胡、清脆悦耳的钢板、铮铮作响的琴弦伴奏下，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或惊险、或悲壮的故事。这种让人如痴如醉的场景，仍然清晰地印在很多老洛阳人的脑海里。
　　在20世纪初，豫西地区有一种洛阳琴书，这种琴书采用曲拍连缀体，节奏缓慢低沉，在群众中并不普及。20世纪初，一位姓黄的南阳鼓词艺人来到巩义献艺，偃师籍的洛阳琴书艺人段雁、胡西川（又名胡南方）、吕禄恰好在场，三人非常喜欢南阳鼓词大腔大口的演唱风格和自由灵活的表演动作。为了学艺，三人追随这位黄姓艺人演出一年多。经过长期的艺术探索，他们将鼓词书的钢板和书鼓引入洛阳琴书，使琴书发生了质的变化，使之逐渐成为一个极富豫西地方特点的曲艺新品种，（当地人称“说书”）。到了1951年，洛阳地区召开第一次曲艺工作会议，将“说书”更名为河洛大鼓。不过在民间，人们仍习惯性地沿用“说书”的叫法。这种新的曲艺形式，唱法上采取板腔体结构，旋律虽然比较简单，但是节奏高亢明快，豪爽激越，往往几句唱词就能抓住人的注意力，给人以酣畅淋漓的感觉，尤其适合豫西人淳朴、直爽的性格。河洛大鼓诞生不久就超越了南阳鼓书的影响力，迅速在豫西民间流传开来。河洛大鼓的表演形式相当灵巧，不拘场地大小，或田间村头或剧场舞台，不要化装也无需道具，全凭演唱者一人来叙事说人。少数时间，也有两个人对口演唱。表演时，演唱者站在桌前，一手摇动钢板，一手敲响鼓书。伴奏者有一人、两人、三人、四人不等。乐器以坠胡为主，伴以二胡、琵琶、三弦等。大鼓书曲目非常丰富，有11个词牌，8种道白。
　　河洛大鼓诞生后，段雁、胡西川、吕禄三人成为河洛大鼓的三位开山祖师，形成了三大艺术流派。段派以慷慨激越见长，擅长侠义书，代表书目有《水浒》《大八义》《小八义》等，主要在洛阳、巩义等地流行，代表人物有叶刺猬、陈有功等。胡派以形象细腻而闻名，擅长三国书，代表书目有《赵云截江》《单刀赴会》《刘高小出身》等，主要在孟津、巩义、偃师、登封、荥阳一带流行，代表人物有王周道、王占彪等。吕派长于抒情、叙事，擅长家庭戏和苦情戏，代表书目有《金钱记》《杜京郎找父》等，主要在洛阳、孟津、偃师等地流行，代表人物有刘林、赵抢柱、张妮等。
　　河洛大鼓第二代传人中，有张天培、叶刺猬、刘林、王松枝、赵抢柱等，主要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至解放初期。其中在洛阳地区最有名望的要数张天培。张天培虽然没有拜师，无门无派，但是他很有文化，有一定的京剧底子，自学河洛大鼓，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张天培演唱的河洛大鼓，创造性地使用“玉林板”，格调高雅、腔调细腻，使河洛大鼓逐渐摆脱了创始初期的粗糙、庸俗、质朴的特点，在艺术上有了质的提高。第三代传人有崔坤、王周道、杨二会、程文和、张朋党等人。第四代传人有段阶平、王占彪、张妮、牛会玲、李宏民等人。第五代传人有李新芬、黄金焕、韩淑珍、杨献立等人。这些人在唱腔和表演上，都有极深的功力。胡西川、张天培等老一辈大鼓艺人的踪迹在今天已经很难寻觅了，但是从第三代传人王周道、耿荣妮等艺人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见河洛大鼓当年的辉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著名的大鼓艺人到村子演出，受到的欢迎程度和当今的电影明星、流行歌星差不多。据老艺人们回忆，一些名艺人到一个村子一演就是几天，离开后，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总要少上几个。这些女子往往自费跟随艺人数十公里乃至上百公里，观看他们的演出。一些人不惜以身相许，成为艺人的妻妾。拿第三代传人王周道来说，当年他到登封唐庄乡演出，在当地引起轰动，很多人主动给他介绍对象。其中一位女子显得最为热心，她一连为王周道介绍了十几个对象。王周道和其中一个女子结婚了。新婚之夜，从未见过新娘的王周道掀开红盖头后，发现羞答答坐在床边上的，居然就是给他介绍对象的女子。这位女子就是王周道的妻子王春莲。20世纪80年代，王周道到孟津平乐镇平乐村演出，一场下来，光卖票就卖了200多元。当时每张票才5分钱。也就是说，一场演出就卖了三四千张票。一个村子卖票三四千张，这个纪录，即使在今天，也是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