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功利的较量

刘瑞莲

文艺界任何一个心存虔诚的人，若要为山东曲艺写史作传，“曲艺窝”菏泽，都将会成为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若将这“浓墨重彩”人格化，便是一串被人们挂在嘴边上的曲艺家名字。此言绝非夸张。那一日，我在文化厅参加山东报送全国“群星奖”节目的评审，与参评的音乐、舞蹈、戏剧比较，曲艺显然相形见绌，不尽人意。面对众评委的议论质询，我的回答声嘶力竭：曲艺是靠韵味夺人，而“韵味”不可能少年有成，正因为它是“成年艺术”的缘故，在急于求成的“造星时代”，倘若火暴反而失常。不想，我的“强词夺理”竟得到舞蹈编导胡玉平先生的积极响应，他大声说道，曲艺靠韵味夺人不假，今年春晚录音，遇到菏泽一唱坠子的“女曲艺”，她开口一嗓，便让噪杂的前厅一片肃穆，听“流行歌”长大的年轻人哪里晓得有这等天籁之音？这位“女曲艺” 几句便将这些后生的“魂”钩走，录音棚当时静得竟像无人一般。想，这人你定认识……

“刘瑞莲”——身边几位评委几乎与我一起将“她”说出。

如此，不足为奇。当下山东演唱河南坠子开口能将人“黏糊住”的，除了菏泽的刘氏瑞莲还能有谁？！只是，切莫以为说这，我便为山东曲艺有了这刘氏女沾沾自喜、一身轻松；恰恰相反，那时间我的心灵竟似坠上铅块一般沉重无比。想想看，这“韵味”也好，“情趣”也罢，本是曲艺有别于其它而独立生存之“魂”，当年靠“它”，山东观众硬是将“郭文秋”等河南坠子大家，打造成了山东曲艺享誉全国的文化品牌。时过境迁，今天提到“河南坠子”的魅力、韵味，人们所能想起和喊出的就一个“刘瑞莲”了。悲乎？喜乎？还须赘言乎？！

正是这“忧患”，激发了我对以菏泽为“中轴”，始终活跃在中原乃至中国曲坛的刘氏瑞莲及其河南坠子艺术“深入”的兴致，几个昼夜后，零散记忆中的刘瑞莲从我“眼前”渐渐完整而清晰起来——

若将刘瑞莲留给我的印象强力浓缩，让我脱口而出地第一个字是，“梦”。切莫小看这个“梦”字，要我说，当下曲艺界乃至整个文艺界真正有“梦”的人极少，尤其像刘瑞莲这种年过四十依然对艺术心存敬重、以至于魂牵梦萦的主则更是凤毛麟角。梦是什么？是幻想、理想、目标、希望，是未来引导我们去的地方。在物欲横流的年代，对物质享受怀有“梦想”的大有人在，而比这“大有人在”还要“大有人在”许多的是，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与满足，更多的人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对“精神梦想”的放弃。君不见，文艺界时下最流行“平淡自慰法”，即把对物质生活要求的高境界“知足”、“平淡”，混淆到精神领域，使之成为一种对艺术、对专业“不思进取”的托词、理由。因工作缘故，我大多时间都在山东“文艺圈”转悠，听到最多的就是“我现在可好了”，之后便是“买房买车”、“孩子工作”一类的“家妇语言”。正是徘徊在这样一个“精神失语”、或者说“艺术少梦”的时空中，我对这位对河南坠子矢志不移，每每见面便要我帮她引荐一位艺术大家为“师”的刘瑞莲，不得不刮目相看。因为有梦，刘瑞莲的才有可能“梦笔生花”，让她的河南坠子唱响中原。其实，后来我才得知，刘瑞莲对河南坠子早已是“梦魂颠倒”，在情窦初开的少女时代，她便发誓要找一个“会写词儿”的文人为夫，不管年龄大小、模样丑俊，只要爱她的河南坠子，她都会与他牵手终生。用她的话说，“我们家几代从艺，从我姥姥、姥爷到我老娘，全是唱河南坠子的，河南坠子要想生存、发展离不开文化人的掺和呀，新凤霞的《花为媒》，没有吴祖光的词儿能成吗？豫剧大师常香玉身后不也是有一位有文化、会写词儿的老公给她撑着呀？！”她这些“说辞”的对于否当然有待论证，但我被感动得是瑞莲“为梦殉情”的敢作敢为。每逢有演出或比赛，听到她那“钩人心魄”的坠子腔，看到站在领奖台前列抿嘴微笑的她，浮现在我脑海的总是一些记不起在哪里读过的“名家名言”：“那种在实际生活中即使一败涂地还始终如一地保持幻想和憧憬的人，才是真正的幸运儿。”“在走向人生这个征途中，最重要的既不是财产，也不是地位，而是在自己胸中像火焰一般熊熊燃起的一念，即‘希望’。”“如果你能找到激励起自己执着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它干好。”

其实，没有梦，失去前瞻，失去创造，生活便失去了诗情，人也就失去了称之为人的生命。想到这些，竟生发出些茅塞顿开的“感应”：我们民族曲艺之“韵味”不恰是生活之“诗情”一种艺术化的呈现么？！

“思”，是我从刘瑞莲及其河南坠子艺术中悟出的第二字。热情取代不了科学，这是做事从业所要把握的最基本、最本质的规律。本来我是将刘瑞莲看得浅显了，因为彼此太熟悉，则往往容易被假相或表象所迷惑，她给我的“假相”不过是一位“实践大于思想”的曲坛“虎将”而已。殊不知，与她简短交谈便让我大呼“上当”，她对艺术、对曲艺、对河南坠子竟有相当的“思想”。比如，谈到菏泽曲艺、谈到自己，她看得最重的是“根”与“土”之间的彼此作用，她说，“菏泽曲艺队解散，我被安排在生产资料公司看大门，名义上看了20年，其实，我和我的坠子一天也没分开，上到首都北京、省城济南，下到菏泽的各县、乡镇，只要有演出、有比赛我一个也没拉下。别人都盯着‘钱’，我盯着‘演’。我丢不下观众，观众才舍不得我。你想想，你与观众一天都没分开，与时俱进不也就‘化’在其中了吗？”品一品，咂咂味，这个“化”字，何等了得。刘瑞莲曾拜托我为她寻求一位“名师”，我问她为何不拜家居省城、名扬华夏曲坛的坠子大家郭文秋？她忙说，不成，不是一路，我接触和形成的那些东西与郭老师风格差异太大。为了摆脱尴尬，我顺她“思路”而下，说，对啊，你唱得多是让人流泪的悲伤之作，而文秋先生风格则是俏皮、欢快。不想，她却没给我面子：“郭老师唱《王二姐思夫》、《黛玉悲秋》这些苦段子也很棒，我‘偷’了她许多，其实我‘偷’人家的玩意多了，不过可能除了被我‘偷’的人之外，一般都听不出来。”由此，我在心中愈发欣赏她的“有心”，可见她绝不是曲坛流行的“拜师拜名”一族，而是一个懂得“知己知彼”、“量体裁衣”、“化他为我”等规律的明白人。其实今天曲艺界，在名利上下功夫的“有心人”不缺，然，大缺特缺缺的则是刘瑞莲这种尊重规律，且懂得“顺应规律谋发展”的曲艺家。

无疑，我们今天曲艺之整体处在一种理性思维“混沌”的状态。我曾以“当下曲艺少思想”为题在一会议作过发言，所谓“少思想”，我是指曲艺对自己发展缺少清晰思路而言。我想，曲艺之整体当然是由每个个体组成，倘若我们的曲艺家对自己的发展有了科学的、清晰的思路，那么我们的曲艺之整体又何愁没有思想与智慧。因为，没有什么比思想再重要了，它是力量之源，心灵之泉。只有让思想的太阳高高升起，这样，不只是我们每一个曲艺家，而是我们整个民族曲艺都将会得到滋养、丰富而发展。

我还想到，曲艺之韵味，不同样是曲艺家一种“思想”的返照么？！因为“思想是不容易察觉的，因为它们是我们思考的工具而不是思考的结果，犹如你能够看到外界的东西而不能看到你用来看东西的眼睛一样。”

“刘瑞莲”告诉我的第三个字为，“恒”。因为有“梦”托着，因为有“思”引领，所以刘瑞莲和她的河南坠子艺术具备有足够的耐力与韧劲，最终使她与它在老百姓中“威信”得以持恒。

先说点题外的话。近日，我的“博客”突然热闹起来，有部分酷爱曲艺的有识之士，“逼”着我对今日“传统”与“现代”两种曲艺“叙述方式”发表看法。于是，我便有了以下的文字：听曲艺、看曲艺，听啥？又看啥？概而括之：趣与味。可是姜昆、冯巩，包括我们的唐爱国等，他们用他们的曲艺、相声改变了观众的欣赏习惯；当然，我们更可以说，是观众欣赏情趣的变化“逼”得他们改变了曲艺、相声的“叙述方式”——他们用“事”儿、用作品的“信息量”替代了当年观众欣赏曲艺（或相当一部分观众）的追求——“趣与味”。如果我们把“拓展观众群”比喻为“打井找水”，这类“曲艺”基本属于是“横向寻水”，即对“传统”或许“挖”得浅，但挖得面积却“广”，且“出水率”（观众群）极高；而像侯宝林等这些“老先生”属于沿着传统“竖着挖水型”的，因为“挖”得深，则水也很多。横着挖水，浅而广，则容易“风干”；竖着打井，深而窄，却不易“风干”。再就是，“横着行”习惯了，容易侵占“别人领土”，结果或是吃掉别人，或是被别人吃掉（曲艺家已经被电影吃掉很多了）；而“竖着打”则宜于“安居乐业”，当然也容易“小康即安”，而不思进取。

我想，若给刘瑞莲划类，她和她的河南坠子显然属于“竖着挖水型”的，只是她长期不间断地坚持演出，始终“生与活”在民间，则又有些“靠水养水”的形态。所以，刘瑞莲的成才之路似乎更带有一些曲艺“本质性”规律的特征。

据我所知，刘瑞莲的这些年的生活充满坎坷，非常之不易。当听说，她终于在20年之后，被当作菏泽文艺界出类拔萃的人才被菏泽市“特事特办”，已到了群众艺术馆上班的时候，眼瞅案头一大摞她“坠子集”的书稿，我耳畔回响的竟是与这“欢快”有极大反差的一个伟人的声音：“我们完全可以以苦难而自豪。须知，苦难生坚忍，坚忍生品质，品质生希望，而希望是不会让人消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