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四大曲种之河南坠子

记者：盛夏

    “倾城车马下天桥，多少游人不忆家。”北京天桥，是闻名全国的曲艺圣地。上世纪20年代初，河南坠子在天津扬名立万的同时，有一部分坠子演员进入北京，并逐渐形成了“北京字儿、河南味儿”的河南坠子。上世纪30年代成书的《江湖丛谈》记载：“天桥的坠子，开荒的不是坤角，是个男角，这人满脸的麻子，一个人自拉自唱。社会人士瞧他又拉又唱，可是听不出他唱什么，那时正是民国十二三年，社会上还没嚷穷哪，做艺的人挣钱亦容易，这个唱坠子的每天能挣两三元。”

　　这个满脸麻子的人姓车，人称“车大麻子”。他演唱用的是纯正的河南话，北京人听不懂，觉得有点土，但他有滋有味的自拉自唱，还是吸引了不少眼球。江湖艺人，耳朵最长，听说哪儿兴旺就往哪儿奔。大麻脸都能挣钱，坤角来了岂不更佳？于是唱坠子的男女班纷纷来到北京，天桥的爽心园、天华园都约了坠子，各露天场子亦约了坠子。

　　当时较早在北京出名的坠子演员是卢永爱、大老黑（名叫任永泰）两口子，两人对唱，卢永爱唱做俱佳，身段好看，表情细腻；大老黑专会抓哏，善滑稽。在天桥摞明地进书棚每天都能挣10元以上。

　　随之成名的是姚俊英。姚长得“眉目如画，长辫委地”，她的演唱被称为“是地道的河南滋味，唱一句弦儿跟一句的音韵，令人听了真有绕耳三日不断的妙趣”。她当时演唱的曲目有《小黑牛》、《刘二姐拴娃娃》、《许仙游湖》、《黛玉悲秋》等。姚俊英的成功还有赖于她在装扮方面的改革。她紧随时尚，身上穿的是线条优美的旗袍，头上梳条大辫子，看起来让人赏心悦目。

　　1934年北京《箴报》举办过一次鼓选，姚俊英与当时最火的梅花大鼓、铁片大鼓女演员郭小霞，京韵大鼓女演员方红宝一起被选为“华北三艳”。要知道，京韵大鼓、梅花大鼓都是北方的地方曲种，在北京的长期流传使它们拥有众多“粉丝”，姚俊英能成为“三艳”之一，这是她个人的成功，也是河南坠子在北京取得的成功。

　　1932年前后，河南坠子女演员董桂枝、程玉兰姑嫂以及唱武坠子的男演员、琴师王永安等先后进京献艺谋生，与姚俊英一起开创了河南坠子在北京的繁荣，演出场所也逐渐从天桥转向城内各处的杂耍园子，这是河南坠子演出总体水平在北京得到进一步提高的结果。董、程二位在天津成名已久，北京的听众最喜欢听她们姑嫂两人的对唱，她们对唱的曲目有《蓝桥会》、《相府借粮》、《玉堂春》等。1936年到1938年间，“坠子皇后”乔清秀两度进京，在西单游艺社短期演出，同样大受欢迎。

　　上世纪40年代后，又有李雪芳、马忠翠、李玉玲等坠子演员活跃在北京曲坛。马忠翠是河南封丘人，12岁开始在开封演出。她在北京演出的地方是天桥玉明轩茶社，以擅演“三国段”而闻名。

　　“北京字儿，河南味儿”

　　新中国成立后，坠子演员与其他曲种演员一道参加了用新曲目宣传新思想、歌颂新生活的“说新唱新”活动。姚俊英于1952年3月曾随北京曲艺界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慰问演出。

　　上世纪50年代，曲艺艺人从业方式的最大变化是演员被组织起来加入了新的演出团体，上世纪60年代前后，在北京的河南坠子演员是姚俊英、马玉萍、刘慧琴、李少华等。姚俊英当时的演出主要是与马玉萍唱对口坠子，深受北京听众喜爱。出生于河北大名的马玉萍嗓音甜美圆润，她因在唱腔上大胆出新、勇于改革而享名。

　　2006年5月中旬，记者在郑州电话联系马玉萍时，她那像少女般娇嫩的声音让记者不敢相信她是个70岁的老人。当记者与马玉萍面对面、听这个优雅的老太太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谈河南坠子时，第一个问题便是：“您不是河南人，怎么唱河南坠子？”马玉萍说：“我把学习河南话当作一项重要工作。那时候，坐车听到河南话我就会站住脚听。我有个学生的母亲是河南人，我就专门找她聊天。我回河南的次数不多，1985年在洛阳青年宫演出，我在舞台上讲：我回娘家了，我这个坠子一直在北京唱，有些字可能不一样，对不对娘家人多批评吧。当时我和云祥（即李云祥，马玉萍的丈夫、著名的坠胡演奏家）两个人都很紧张，但演出效果特别好。我征求当地专家的意见，他说你是地地道道的郑州口，这就算给我发毕业证了。”

　　马玉萍1972年演出了《十个鸡子》，较好地运用了传统曲艺表现手法，突出了她明快的演唱风格，当时很轰动。马玉萍很善于吸收时代音调，最早唱《穆桂英指路》，前面加了几句豫剧，观众一听就鼓掌。在《韩英见娘》中，她把歌剧“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糅了进去，以便更快地将听众引入到故事情节中去。一方面她认定“不拘怎么唱，别忘了自己是河南坠子”；另一方面，她适当加入普通话，减少多数人听不懂的河南方言的应用。

　　马玉萍的演唱融众家之长，“甘、甜、脆、美、俏”，形成了“北京字儿、河南味儿”。这是河南坠子艺术在北京发展的一种必然，和当年白妞将“山东土调”犁铧大鼓在济南改造成风靡一时的山东梨花大鼓，乔清秀对“河南土调”坠子进行改造、成就其“坠子皇后”的美誉一样，都是顺应了一个曲种在异地生存时必须进行的地方化改造。

　　上世纪80年代前后，马玉萍和李云祥搭档，在老舍茶馆演唱了6年，经济收入不高，但良好的舞台状态却保留下来了。1999年和2001年，马玉萍两度应邀赴台湾演出，台湾报纸以《坠胡一响揪着人心低回跌宕，马玉萍唱出河南坠子生命力》为标题记述他们的演出，文中评论道：“马、李夫妻搭档是现今最好的河南坠子演唱家，两人搭档四五十年，默契没法说……坠胡音色低回，表情近于人声，长长的柄是滑音表现之处，李云祥滑音技巧高超，瞬间高音板至低音，顺滑、低滑，音域起伏跌宕，构成了绵绵无尽的曲色。”评论马玉萍时说：“马玉萍唱的多少有点改良，河南腔也有点放轻……她台风稳健，表情细腻，少女般娇嫩甜美的嗓音，抓住你的心，不能不听。”

　　2001年11月6日至11月15日，马玉萍夫妻又先后踏上了比利时、法国、荷兰的国土，河南坠子也由他们介绍到了欧洲。他们在这三个国家的名牌大学汉学院演出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欧洲的学者评价说：虽有语言障碍，仍非常生动传神。

　　马玉萍谈及当时的情景说：当时演出《借　》，这是个传统段子，讲的是农村妇女为了买一件叫　的首饰付出的劳动，所以推三阻四不愿借给人。我顾虑到反映的东西同西方人生活相离太远，就把节奏放慢，加强表演。

　　谈及河南坠子在北京的现状，马玉萍无奈地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南坠子最火时仅天桥就有一二十个河南坠子演员，而现在只有她收的两个学生还活跃在北京舞台上。马玉萍认为，河南坠子在艰难中前进，如何让新一代观众接纳这是个难题。

　　其实，河南坠子在北京并不是因客居北京的河南人的支持才流传到今天，它浓郁的乡土气息、清新活泼的艺术风格，从入京那天起就赢得了北京人的喜爱。同时，它也将自己融于京城独特的艺术氛围中，“北京的字儿，河南的味儿”，使它在北京深深扎下了根。

　　山东官话“乔派”的调儿

　　山东与河南毗邻，两地的风土人情甚至方言语音极为相近，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民间曲艺戏曲等艺术形式互相影响，互为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河南坠子的发展便是其中一例。

　　河南坠子流入山东很早，但它在山东迅速发展并扩大影响，与乔清秀关联很大。乔清秀于1926年和1937年，两次到原为山东梨花大鼓窝儿的济南演出，十分轰动，当地报纸称她“歌味浓，喉音圆润，亦不愧为大名鼎鼎。举动潇洒，天赋自然，更为他人难以企及”。乔清秀的坠子是“梨花（山东梨花大鼓）为骨，坠子为肉”，自然令山东艺人觉得亲近。受其影响，山东大鼓演员纷纷改唱坠子书。如济宁著名的山东梨花大鼓徐家班改唱坠子书，出现了徐玉兰、徐玉霞等名家；郭家班改唱坠子书，出现了郭文秋、郭文玉等名家；巨野谭教壮的谭家班改唱坠子书后出现了谭金芳、谭金秋等名家；嘉祥申家班改唱坠子书，出现了申永印、申桂凤等知名艺人……

　　在山东的河南坠子演员中，佼佼者当数徐玉兰。徐是山东济宁人，七八岁学唱河南坠子，13岁登台演出，她以坠子的旋律为母体，又广泛吸纳了越剧、黄梅戏、京剧、豫剧、民歌等姊妹艺术的音调，创造了徐派坠子。她的代表曲目是《宝玉哭黛玉》、《林冲发配》、《晴雯补裘》等，她既能演唱极为抒情的曲目，又能演唱气势恢弘的唱段，显示出她卓越的艺术才能。特别是经过京剧武生泰斗盖叫天亲手指点的《林冲发配》，动作干净，气势恢弘，堪称一绝。

　　郭文秋是和徐玉兰齐名的坠子演员，1958年郭文秋在北京参加第一届曲艺会演，演出新曲目《送梳子》，以其清脆的嗓音，流畅的曲调，充满激情地歌唱商业战线送货上门的新风貌，发展了“乔派”坠子唱法，令人耳目一新。她与李自爱对口演唱的《借　》，被选进中南海怀仁堂汇报演出。她不断创新，成为河南坠子在山东的代表人物。

　　山东的河南坠子实际上大多数是以“乔派”坠子的音乐结构为框架，不用中州音韵，仍然保持着鲁西北方言（山东官话），演出乐器也有不同，形成自己鲜明的艺术特点，成为河南坠子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艺术流派。

　　1952年以后，国家提出支援大西北、建设大西北的号召，外地许多河南坠子艺人先后来到甘肃，使甘肃成为河南坠子另一个比较活跃的地方。（来源：北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