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灯说唱”是玉溪地区较有代表性的曲艺形式之一。早在一九一二年以前，在城镇及乡村，一些吃素的斋奶，在闲暇时，以劝善为目的，进行讲故事、说唱。内容有“白鹦哥行孝记”，“二十四孝图”、“金铃记”等。一九二三年间这种说唱开始有男的参加，?K使用单一乐器伴奏，如小胡琴(小二胡)、笛子、月琴，或敲打木鱼等。常在节日庙会进行演唱活动。出场演唱的多是男角。一九三八年间发展到茶室清唱，一至几人坐唱，一般没有专业人员，只是业余爱好者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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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玉溪专区曲艺代表队把花灯说唱这一形式搬上舞台，排演的剧目有《石匠王大爷》、《老伴投肥》等，?K参加了省曲艺调演，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观众的热烈欢迎。一九七五年，玉溪地区花灯团用这一形式排演了《春催杜鹃》，作为我省的代表曲目之一参加了全国曲艺调演。一九七九年，为国庆三十周年献礼，又排演了《一张考卷》参加省调演，获得了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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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灯说唱突破了坐唱的形式。在声腔方面，坐唱是按曲填词，花灯说唱却是依词谱曲，这就赋给编者唱词以灵活性的优势。它有完整的唱段，也有说中带唱，唱中有说，似说似唱的段落，还有配上音乐的数板及韵白，伴奏由单一乐器发展为，二胡、南胡、琵琶、扬琴、打击乐器组成的小民乐队,使说唱音乐更为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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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演方面，坐唱缺乏身段，没有大幅度的动作，花灯说唱搬上舞台必须同时给观众听觉美、视觉美的艺木享受。因此在导表演中，灵活运用戏曲中的唱、做、念、舞的表演程式，同时选择采用了花灯歌舞身段，以各种不同的身段和花灯扇花、葳步来塑造剧中的不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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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花灯说唱与花灯剧也有所区别，它虽属花灯的支系，但更应该属于曲艺的范畴。在道具方面，戏曲表演中人物所须之道具，虚虚实实都能带上舞台使用，可花灯说唱这一形式，要求道具简便活用，因此，一把扇子可以当作多种道具使用，如笔、担、棒、浆、书画，匕首、茶盘、花束等。使用巧妙自如，故而花灯说唱中的扇子有“万能道具”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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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灯说唱不象戏曲那样，由演员扮演人物，“现身”于观众面前来“说法”，而是通过说唱者，时而“跳出”变角色为叙述者、评论者以至鉴赏者来交待人物，衔接剧情、评价好恶，渲染气分，引导观众；时而又“跳入”变叙述者、评论者为剧中角色，有时分扮多角，有时多人只扮一个角色，这是花灯说唱与花灯剧的重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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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灯说唱在表演上，要求演员有说功、做功、舞功等多方面的基本功，因为常常一人演多角，所以生、旦、净、丑的表演特点，都要基本掌握，才能表演出色，吸引观众。角色的“跳出”“跳入”要敏捷清晰，不能含糊混淆，而是要求角色形象尽可能丰富典型，评述活泼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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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灯说唱要充分发挥溶文学、音乐、表演为一炉，内容短小精捍，形式灵活自由的优势，尽量做到语言生动形象，音乐流畅，表演明快，才能生动活泼，感人至深。对于这一曲种，只要我们辛勤钻研，不断创新，美好的前景将如饮醇酒而令人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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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厚挚朴的花灯说唱（含高跷花灯）
通海的花灯说唱起源无文字记载，口碑相传起于清·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即艺人王茂18岁时。王茂1800年出生在通海秀山镇李家屯，少小喜玩踩跷唱曲，18岁那年春节邀约本村三四人踩着6尺高跷化妆表演说唱《赵银棠八仙图》的“五里塘”等小唱灯，又把《四娘子》改编成说唱节目，扮演角色唱花灯调，由一个“老倌”在旁说说人物，讲讲故事，又让角色唱唱跳跳，引起了轰动，这一独特形式从此每逢年节都在县城、农村上演。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曾任湖北南漳知县的赵传鎏回乡在县城举办了三天的花灯盛会，王茂之子王绍兴及孙子王家有等人以祖传的高跷形式表演了自编的花灯说唱《干哥干妹观通海》，在此盛会博得了众采。因为踩跷说唱站得高，观众视觉好，唱调讲白的声音也传得开，远处也听得清晰，因而受到欢迎。但踩跷说唱难度大，很不易普及，民国时期尚有王氏后人王佩林等表演，建国后则已基本停歇。
清末民初，通海村镇在传统小唱灯的基础上纷纷出现用折扇、手巾、鲜花等道具表演的由一人唱多个角色和多人唱一个角色的花灯说唱。建国后，通海县委、县政府对这一形式十分重视，鼓励专业和业余团队以及专业和业余作者用花灯说唱形式创作演出了一大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歌颂好人好事的节目。从1951年起，不少节目获历届县上调演一、二、三等奖，有的还到玉溪地区会演得奖。
（原载《玉溪市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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