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地艺术——相声

    相声又是中国曲艺中最具喜剧特征和幽默品格的一种。中国类似相声表演，以对话的机智和幽默取胜的人与事，在历史上十分常见；但相声作为一个独立的表演形式，大约形成于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已知最早的相声艺人是张三禄和朱绍文。其中朱绍文艺名“穷不怕”，相传他常在北京民间艺术的集中展示地天桥一带撂地(打地摊)行艺，他表演相声时，先手撮白沙子，在地上撒写“画上荷花和尚画，书临汉字翰林书”一类的“回文诗”句，然后随口学叫卖声，或唱太平歌词，以招徕听众，接下来才说演相声。这也是早期相声艺人的作艺情形。他之所以艺名“穷不怕”，可以从他使用过的竹板(一种击节乐器)上所刻诗句找到由来，其诗云：“日吃千家饭，夜宿古庙堂。不作犯法事，哪怕见君王。”朱绍文的徒弟有四个，艺名分别为“贫有本”，“富有根”，“徐有禄”和“范有缘”。连艺名也很有乃师之风。与朱绍文同时代的相声艺人，著名的有阿彦涛和沈春和，他们二位与朱绍文一起，形成了相声艺人早期师承的三大门派。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相声艺人的师承辈份已达八代。

    清末民初以来，相声艺术不仅在表演技巧上日益完善和丰富，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涌现出不同的代表性艺人。比如清末以裕德隆、焦德海、周德山、卢德俊等“德”字辈艺人组成的艺人群体，人称“相声八德”，民国初期，艺名“万人迷”的李德 ，民国年间的张寿臣，以及后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声誉日隆的侯宝林和马三立，包括侯宝林的学生马季，马季的学生姜昆等，均以各自的艺术表现而负有盛名。

    相声的表演形式有三种，早期主要为一个人说演的“单口相声”，所演类似于讲小笑话或幽默故事。后来出现了两个人合作表演的“对口相声。”其中一个人为甲方，称作“逗哏”的，另一人为乙方，称作“捧哏”的。“对口相声”的表演是在对话中制造笑料，给人启迪。因着所演节目的题材内容的不同，把甲主说，乙附和的节目，称为“一头沉”；把甲乙双方争论的节目称作“子母哏”；把有大段诵说或韵诵表演的节目称作“贯口活”；而把仿学唱戏唱歌的内容为主的节目称作“柳活。”另有一种三人或三个人以上的多人表演的形式叫做“群口相声”，表演时一个人“逗”，多人捧”，另有一人打岔提破，称作“腻缝儿”。三种形式之中以“对口相声”的说演最为常见和普遍，是其艺术样式的主体。

    相声表演讲求“说、学、逗、唱”，即不但口齿要清，而且要善于摹仿各种人和事物以及声音效果，更要擅长制造笑料，即“抖包袱”，同时还要求嗓子好，能学唱各种戏曲唱腔和流行曲调。由于相声表演全仗嘴皮子功夫，故上述四种基本技巧一般要求必须具备。但实际上各个演员各有擅长，各有风格。

    作为通过逗乐来完成艺术审美的曲艺形式，相声表演的基本要求是让观众发笑。相声的笑料行内人称作“包袱儿”，意喻节目的效果与主题，是经过反复铺垫后，突然地展现出来的。通常要求笑料能于偶然中显示必然，让观众既感到是意料之外，笑过细想又觉得全在情理之中。因而，欲擒故纵、声东击西、误会巧合、谐声双关等思维智慧与修辞技巧在相声艺术中常被使用。又由于相声通过笑料来启迪观众，表达思想与爱憎，因而在幽默之外，讽刺是其基本的审美品格。

    由于相声所具有的独特审美效果，流传也十分广泛，汉民族之外，中国的一些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还出现了“方言相声”和少数民族语言表演的相声，如“藏语相声”等。

    相声的语言特色

    1、通俗易懂

    如果说，通俗易懂是曲艺语言的共同特色，那么，对相声来说，恐怕应当冠之以“更加”二字。不论对口相声还是单口相声，都采取聊天、话家常的表现形式。相声必须口语化，才会有亲切感和幽默感。相声语言口语话的特色，单口相声表现得特别突出。通俗易懂归根结底还是语言问题。句子简洁干净，绝少拖泥带水的附加成分，反映了口语话的特色。

　　2、生动明快

　　语言生动的精髓在于形象化，切误抽象笼统。不论刻画人物还是表现事物，精心选择富于形象的细节，并通过确切的语言加以表现，是至关重要的。语言的生动与细节的精巧密切相关。语言明快，就是痛快淋漓，常常运用高度夸张的手法。但因扣紧人物性格，给人以明快犀利之感，体现了语言运用的技巧和魅力。

　　3、朴实含蓄

　　朴实含蓄，就是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于平淡中显神奇。皮厚的“包袱”内涵较为深邃，表现形式又较为曲折，曲径通幽，溅入佳境，讲究余音、回味，属于通常意义的朴实含蓄。

　　4、灵活多样

　　相声语言灵活多样有着多方面的表现，诸如同音谐音、同义近义、语义对立、一词多义等汉语语言现象的运用，对方言、土语、外国话的运用以及对其他曲艺形式和文学形式语言的运用等等。如引入土语与普通话加以对比，利用二者之间的差异，抓哏取笑。这种艺术手法是有典型意义的。

　　

    相声艺术功能

　　1、讽刺

　　相声的讽刺功能源远流长，历来为人们所重视。最早记载相声的《字象》就充分显示了相声的讽刺功能。从理论上说，讽刺无非是揭露社会生活和世间万物里的矛盾，发挥鼓励和警告的作用，推动事物向前发展，而矛盾正是构成相声“包袱“的基础。如果相声艺术失去了讽刺功能，就很难继续存在下去。

　　相声艺术的讽刺矛头指向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概括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鞭笞腐朽、邪恶的势力和风气，通过高度夸张的喜剧手法，使之暴露在大庭广众之前。另一方面，揭露人性的弱点，讽刺自吹自擂。

　　2、歌颂

　　歌颂成分存在于众多的相声段子之中。即使是讽刺为主的相声，也不排斥以歌颂来衬托。新相声涌现了一大批歌颂性的段子，这类相声里讽刺与歌颂的关系正好倒转过来，以歌颂为主，讽刺成分起着衬托作用，有助于增强喜剧效果。

　　如果片面强调相声艺术的歌颂功能，与所谓“演中心，唱中心”挂钩，为了歌颂而歌颂，就会冲淡甚至取消必不可少的矛盾，喜剧效果也相应削弱。有时利用赶辙之类的手法力图加以弥补，结果还是无补于大局。

　　3、娱乐

　　在前面阐述的艺术功能是曲艺的娱乐作用，这里略作补充的是语言文字游戏的段子。这类语言游戏的相声段子，从内容看，贵在编织精巧，求异出新；从技巧看，必须高难度、高水平，才能充分体现相声的娱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