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说书的发展

旧时城乡各地皆有民间艺人说书，娱乐民众。说书艺术分为两类，一类是“讲圣谕”，一类是“讲评书”，各据场地，互不侵犯。所谓圣谕多讲忠孝节义故事，每含因果报应观念，以收惩恶劝善之效。圣谕节目有《安安送米》《丁兰刻木》《赵五娘断发》《李三娘研磨》《雷打张继保》等。宣讲圣谕多在晚夕，人家夜饭之后。例须叠桌搭台，场地总在街巷大院门前，乡村则在祠庙门前，以便广纳听众。听圣谕免费，钱由主家出。主家酬神还愿，礼聘当地圣谕老师登台宣讲。开讲前要焚香燃烛，禀告神明，唱诵十愿：“一愿风调雨顺，二愿五谷丰登，三愿民安物阜，四愿水火远行……”然后进入故事，条声悠悠道来。每讲到感人处，台下便闻抽泣之声。童年夜坐老家门口古槐阴下听过多少圣谕，记忆鲜活至今。据苏轼笔记载，京城小孩在家无赖，便给零钱叫去听书。听到曹操败了就鼓掌笑，听到刘备败了就丧气哭。记载的正是“说三分”。蜀中旧时“讲评书”承续宋元明清以来民间说书艺术传统，盛况空前。评书老师也是“高台教化”，因为台高声远，又能让人看见他比划的一招一式和夸张的表情。每讲到生死交关处，他就忽然闸板，下台收钱。各桌茶客纷纷抛零钞入托盘，而那些鹄立在茶桌间“听战国的”则免费了。钱收完回台上吸烟，然后续讲。一般长篇故事可连讲八九夜，盛况不减。夜深评书收场，各自回家。黑巷无灯，独行怕鬼，吓得寒毛耸立，到老不忘。
    从宋代到民国，千年以来，说书节目翻新不止，说书传统绵延不绝，劝善惩恶和娱乐消遣之功能亦一直维持着，足见民间文化形态生命力之强韧。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说书艺术忽焉衰歇，原因是遇到了“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不知如何应对。是什么大变局？这一回是革命，不是改朝换代，要讲意识形态挂帅。革命教鞭啪啪之下，旧有说书节目打入阴山背后，任其瘐亡。一般而言，各类曲艺节目都具更新能力，可以改新词换新话，迎合革命需要。说书故事不同，因其主题思想无非忠孝节义，皆属“反动”透顶，改改词换换话不能起死回生，自不待言。何况宣讲那些帝王将相、神仙侠客、公子佳人的长篇故事，不能照着底本背书，需要一路上加瓤添馅，抛些噱头，随意点染生花，或是卖弄关子。这些即席性的添加剂不可能事先送审，这就使演出成为不可能。 
    岑寂三十多年以后，前几年成都茶馆里又出现所谓散打评书。查其内容，无非言谈逗笑，噱头开花，或近似《东京梦华录》的“张山人说诨话”，而非宣讲故事的蜀中旧有的圣谕和评书，不过也算说书而已。只是旋起旋落，终难走红持久。
    近来有小说家刘心武讲《红楼梦》，又有教授易中天讲《三国》，皆上电视，轰动全国。这是说书艺术复活古老传统新生。读到此处，或有读者要抗议说：“不伦不类，你在胡说”。他以为讲故事在茶馆和书场，听众给钱，这样才叫说书。我说，时代不同了，听众文化水准，较之六十年前，已大大提高了，他们早已餍足于低水准的听故事了。何况年年长篇小说上千种出版，日日夜夜电视剧演不完，所谓故事滥若洪波，读者早已经胀憨了。刘易二位聪明，故事中间夹一片“学术”，遂创成新说书，承续了旧传统。书场从茶馆飞上荧屏去，“出自幽谷，迁于乔木”，顺潮流也。一家茶馆，听众有限，讲酬菲薄。飞上荧屏，全国上亿家庭，那“茶馆”该多大，经济效益不可同日而语，此亦现代化也。俄罗斯谚语云：“草不照旧的长，花不照旧的开。”此之谓也。又或有读者说：“你把他们二人贬成说书的，恐不妥当吧。”我说，当今小说家和教授多得滥市，并不矜贵，其间能以说书鸣者惟刘易二君而已矣。说书的如明末柳敬亭，名留青史，绝不低俗。我没有损贬他们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