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鼓

又名犁铧大鼓、梨花大鼓，俗称“梨花调”。流行于豫东商丘、开封、豫北范县、南乐，豫南信阳等地。

清光绪年间，豫东商丘、永城、夏邑、开封，豫北范县、南乐、原阳以及豫西南南阳、郏县，豫东南正阳等地都曾有来自山东的艺人演唱山东大鼓。他们左手击打月牙形铜板或铁板（早期为犁铧片）击节，右手敲打书鼓，站唱，无丝竹伴奏，与河南大鼓书的演唱形式相似。因而不少河南大鼓书艺人习唱。

清光绪末年，山东大鼓的演唱队伍不断壮大，仅范县一地就有五十多人，均为男性。其中有较大影响者为铁皮蚰、李明和、李德兴、李相庭、娄教田、段教玉等。其唱腔朴素浑厚，豪迈有力，说唱并重。所演曲（书）目多为《隋唐》、《呼杨合兵》等长篇大书，并多在农村活动。

民国初年，自山东来的女艺人大量涌入开封相国寺。山东大鼓成为汴梁曲坛主要流行曲种之一，并为上流社会所顾盼。民国六年（1917)8月4日开封《豫言》报登载《大梁竹枝词十首》中言其盛况：“热闹无如相国祠，游人最好夕阳时，三三五五摩肩过，去听梨花大鼓词。”当时，在相国寺前院的山门殿，东西钟楼和鱼池沿西火神庙，都设有山东大鼓书场。这些书场陈设整洁，一般可容数十人。在其中演出的有九班，著名艺人有三四十人。尤以“四王”为代表，即英艳王徐翠兰、妩艳王杨金喜、庄艳王杨金玉、秀艳王李大玉。此外，还有谢大玉、响三省、陈三童等。这一时期，开封的《大梁日报》、《天中日报》、《嵩岳日报》、《汴梁日报》、《河声日报》等都对她们的演出经常报道，并辟有《书场》、《书评》等专栏。一批文人骚客竟相顾曲捧场，醉痴成癖。甚而结党联盟，确定党纲社规。如以十兰太保为首，结社为白菜心捧场者谓之齐芳社（因白菜心名杜兰香，其女名大桂。取其兰桂齐芳之义），制定社章九条，有违章者予以重罚。捧徐翠兰者谓之徐党。捧李大玉者谓之李党。艺人们除在书场演出外，还常被邀到书友家中唱“堂会”。谓之“家凳”或“家档”，收入颇丰。

山东大鼓的音乐唱腔为板腔体，有【单拨口】、【双拨口】、【二行板】、【平句】、【落板J、【垛子板】、【窜板】、【悲腔】等，尤以花腔多变而取胜。既有悲壮苍劲之曲，也有华丽缠绵之调，极善抒情。用大鼓三弦伴奏。山东大鼓在开封受京戏【西皮】、【二簧】、梅花调等姊妹艺术的影响，逐渐形成文武两派。文派以演唱情悲意柔的曲目擅长，如《摔琴》、《春秋配》、《鸿雁捎书》、《宝玉探病》等，表演细腻，动作文雅，唱腔委婉俏丽。代表艺人是白菜心、杨金喜、陈三童、杜大景、杜翠红等；武派则长于演唱“三国”曲目，如《战长沙》、《草船借箭》、《舌战群儒》以及《辕门射戟》等，表演幅度大，唱腔激越豪放。代表艺人有郭彩云、傅金华、张小七等。张小七不仅唱小段儿，也常演中长篇书，民国六年3月17日的《豫言》报载道：“故，乡人以七儿棚为最盛。”

民国六年（1917)，河南兵荒马乱，饥民大批涌入开封。在开封的山东大鼓各班社积极响应临时救荒会的倡议，在丰乐园义演三天，赈济灾民，受到各界人士关注。此时期，艺人们还常到河南其他城市演唱，如谢大玉于民国六年4月至信阳演唱，5月，王三妮在郑州演唱等，都颇受社会欢迎。民国七年（1918)，河南警事厅宣布开封的大鼓书女艺人每月须交纳妓捐数元，引起山东大鼓诸班社的强烈不满。以白菜心、杜增义、李泰祥、孙大玉、李大玉等为代表，倡议抗捐罢唱。相国寺中的鼓书艺人也纷纷响应，但不久便被政府镇压。杜家班衣物现洋尽被警方劫去，白菜心、杜大桂受伤逃走，李大玉也失去立足之地，流落外省。此时，河南坠子女艺人已经兴起，以其崭新的姿态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不久，山东大鼓每况愈下，各捧场社党也渐渐瓦解。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开封相国寺尚有鸣凤、春泉、清春、全盛、公义、新华、双义、民乐等茶社，留下周玉霞（春芳）、周春凤、喻秀霞、张秀喜、董莲喜、段大桂、李艳苓、李艳秋、李艳芬、李艳云等十几位女艺人演唱。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这些茶园也相继歇业，只剩升平茶社一家，河南坠子已占优势，“大家对唱大鼓书（即山东大鼓）的姑娘们，没有以前那么爱好了，于是唱大鼓书的姑娘便不得不向外发展，不能不与相国寺告别了”（见1936年《民众娱乐调查》）。仅有周春芳、周春云、喻宾霞几位艺人坚持本行，但也不得不与河南坠子及相声艺人同场献艺。与此同时，豫北范县、清丰等地的山东大鼓艺人也多改唱河南坠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豫北仅有刘道兴、刘子明及其三个女徒“九岁红”，曹广先等在范县、清丰一带演唱。1957年，在全省曲艺、木偶、皮影会演中，曹广先演唱的《宝玉探病》获演出、演员双项奖，刘道兴获伴奏个人奖。1966年，曹广先等亦改唱坠子，从此，山东大鼓在河南几近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