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琴书

又名杨琴，豫东农村称“清音”，早期称“小曲子”，因过去以唱堂会为主，也称“客厅戏”。民国二十三年（1934）定名为“山东琴书”。艺人尊奉道教龙门派邱长春为祖师。主要流行于豫北濮阳、南乐、范县、台前和豫东商丘、夏邑、亸、永城、民权、柘城一带及豫南部分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遍布河南全省。

据范县老艺人孙正林（1893-1957）和邓九如（1899-1969)生前口述：琴书是由流

行于范县和山东曹县的乡间“小曲子”’发展而形成。也有人说是起源于豫东和皖北一带。清道光年间，豫北范县、台前已有张宪珍、左地泉等人在春节灯会及茶余饭后以小曲联唱形式自娱自乐。濮阳县郎中乡也有梁氏家班在当地演唱。同治九年（1870)，豫东夏邑的何新广从山东学得此艺，于光绪四年（1878）授徒何振成。其表演方式为三至五人坐唱，每人各操一件乐器，以扬琴为主配以四弦、软弓京胡或三弦、二胡及古筝、琵琶等。操扬琴者一手敲琴一手持檀板主唱。其余人员伴奏、接唱或对白。南乐一带则以京胡为主奏乐器，只拉大过门，不托腔送韵。所演唱曲目多为中、短篇。如：《陈三两爬堂》、《水漫金山》、《游湖》、《借伞》、《对灯》等。其唱腔原为曲牌体，约有曲牌七十多支，常用者仅十多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逐渐向板腔体演化，形成以【凤阳歌】和【垛子板】为基本唱腔的结构，其他少量的小曲如【上河调】、【汉口垛】、【叠断桥】、【梅花落】、【太平年】等，仅作为它的补充，穿插使用。

清光绪末年，多在大户人家庆寿或办婚事时唱堂会，被称为“客厅戏”。演出时，艺人正襟危坐，双目微闭，无表演动作。艺人享其酒席待遇，并接受主家的“红封”赏钱，在灌阳一带称为“富生意”。

清末民初，豫北范县、南乐、台前、濮阳及豫东民权、商丘、永城、夏邑、鹿邑、虞城等地成为山东琴书演唱的主要活动地域，艺人常在集市、庙会和码头撂地演出。为招徕观众，重视曲（书）目的故事性并以演唱中长篇书为主。如《雷公子投亲》、《王定保借当》、《十把穿金扇》、《双锁柜》、《王天保下苏州》等。代表艺人有肖书太、蒋厚轩、张恕芹、万新太、马福君等。台前县的岳喜臣嗓音洪亮，会的书目多。他演唱的《四书巧合》三百句唱词全部从“四书”中摘选原句组合而成，叙述了一个多情仕女的爱情故事。他在演唱时增加一些解释性的道白和通俗的唱词，变文言为白话，深受听众欢迎。在夏邑县，琴书还形成了南北两派。南派以何福功为代表，也称何派。高弦唱工，唱腔高亢激越，突出京胡伴奏。北派以任东河为代表，也称任派。唱腔缠绵抒情，突出古筝伴奏。同时，组成的书班也不断涌现，仅濮阳、台前一带就有六十多个。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鲁豫行署艺术联合部中，不仅成立了扬琴研究会，还组织艺人为部队战士和敌占区的人民进行宣传演出。山东琴书艺人荆永福以唱书为掩护，深入敌占区收集情报，秘密运送弹药。冀鲁豫行署为他家修坟立碑，以示表彭。

山东琴书艺人早期皆为男性，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逐渐有女艺人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县、民权、拓城、夏邑等地在文教局和文化馆组织领导下，相继成立了琴书组分赴各地和外省演出。随着各地专业曲艺团队的建立，一批山东琴书职业艺人先后加入。他们在随团队演出中培养新一代山东琴书演员，整旧创新，使山东琴书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聂大桂（女）、司明镜、张巧云（女）等加入商丘市曲艺队后，使该队闻名于豫东。1958年4月河南省曲艺队从商丘调进了青年山东琴书女演员司庆华。她演唱的传统曲目《打连科》幽默风趣，反响强烈，为各地曲艺团队习唱，山东琴书这一曲种也随之在全省逐渐普及，各地曲艺团队中的山东琴书演员不断进行革新，由坐唱发展为站唱，并丰富了表演技巧。一些演员吸收借鉴黄梅戏、河南坠子、豫剧等唱腔曲调，增强了山东琴书的艺术表现力。并整理、改编了一批传统曲（书）目上演。如《白玉楼讨饭》、《司马潜龙走国》、《再生缘》、《杨家将》等。

1964年，全省掀起说唱新书的高潮。许昌、开封等地区文化局先后举办曲艺培训班。为一些专业曲艺团队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山东琴书演员。商丘市曲艺队演出的《五个鸡蛋》受到了欢迎，为众多曲艺团队学唱。山东琴书民间艺人也改编了中长篇新书，如《南京风暴》、《破晓记》、《上海风云》、《烈火金钢》等进行演唱，

1973年后，各地文艺宣传队和部分曲艺团队陆续建立，山东琴书演唱活动在豫东和豫北有所恢复。濮阳、商丘、夏邑等地、县文化局多次举行曲艺会演、比赛，参加演出的山东琴书班由过去的三至五人增至六至七人。所演节目的音乐唱腔大都经过音乐工作者设计谱曲。一批青年男女演员涌现，如柘城的刘广会、董玉莲、韩巧会、徐长风，民权的王宝聚等。1976年，濮阳马顺卿、马凤云演唱的《新苗茁壮》随河南省代表团参加全国曲艺调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山东琴书在商丘一带活动频繁，仅柘城县就有半农半艺山东琴书班四十余个。他们多采取包场形式，每场收费十至十五元。其他各地的山东琴书演唱活动则相继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