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书 讲圣谕

又叫“讲圣谕”。因其内容多为忠孝节义，劝人从善的世俗故事，故民间又称“劝世文”、“唱善书”。流行河南全省。

讲圣谕活动始于清初。顺治九年（1652)，颁行六谕，卧碑文于八旗直隶各省。钦定六谕文是：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顺治十六年(1659)，又诏令全国各地乡约“每遇朔望，申明六谕并旌别善恶，实行登记薄册，传之共相鼓舞。”康熙九年（1670）颁行圣谕十六条，“晓谕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于每月朔望日，司铎率各处绅耆于城镇诵解。”（见同治十一年乐书堂庄跋仙集著的《宣讲拾遗》卷一《圣谕六训》）。当时，河南汝宁府（今汝南县）讲圣谕活动由府署教谕主持，师生们均为宣讲者。讲圣谕不仅在官学中盛行，一些地方官吏和民间文人也积极参与。文人士绅以讲圣谕为时尚，互相传抄蹭送卷本，促进了各地讲圣谕文本的交流。如嘉庆十一年（1806)，信阳人潘少鲜从汝宁府带回宣卷二十四卷，在信阳一带民间广为传播。

道光年间，讲圣谕更加世俗化。由官方逐渐转入民间，在广大城乡普及，由社会福利团体和慈善机构主持。宣讲内容也被民间十全大善的民间故事所取代，宜讲者由官员士绅转换为佛堂主持或善男信女们。由此，人们便把讲圣谕也叫做唱善书。善书的底本叫“案传”(“案”即取材于官方的案卷，“传”即取材于民间的传说故事），由各地佛堂收集刊印成册。如当时南阳的明善堂、治善堂、众善堂，许昌的清善局等都刊印了许多《圣谕广训》、《圣谕拾遗》、《宣讲大观》、《宣讲大全》、《宣讲大成》、《宣讲观窥》等文本，供宣讲人使用。其曲目有《目连僧救母》、《白马驮经传》、《黄氏女对经》、《李翠莲舍金簪》、《地藏王古佛幽鬟传》、《三皇姑出家》、《刘全进瓜》、《五元哭坟》、《渡坤舟》、《义犬救主》、《唐王游地狱》、《孟姜女哭长城》、《报母血盆经》、《贞烈动天》等。有的案传还附有故事插图，如许昌清善局刊印的同治十一年（1872）乐书堂庄踱仙集著的《圣谕拾遗》卷一《圣谕六训》中即附有“至孝成仙”、“堂上活佛”、“爱女嫌媳”、“逆伦急报”、“因果实录”等插图二十四幅。

善书的表演有说有唱，唱叫“宣”。说叫“讲”。一般多为一讲一宣的二人宣讲，也有一讲二宣的三人宣讲。每逢初一、十五日或遇有庙会，便以白布搭棚（称宣讲棚、善书棚或圣谕棚），棚下置一桌一椅，或用四张大方桌搭一宣讲坛（也有设一高脚书案，高四尺许，案后设一脚踏条凳）。宣讲者衣帽整洁，清水净面，净手，净口后，行三拜九叩礼，然后站立桌案后照本宣讲。宜讲者要“眼不离卷，手不离案”，即宣讲人双手扶案不得比比划划。开讲前，先摇两下铃，以示开讲。每讲一页后，用竹签掀动书页，而不能用手。有的善书棚里还挂有二十四孝图或十八地狱图以及其他宗教故事图画。棚两边或桌围布上写着“普结善缘”、“善渡东林”之类的字幅，以增强教化感染力。善书演出不收费，叫“结缘不攀缘”。但观众自觉捐蹭“香火钱”、“功德钱”则不拒绝。所收钱帛，造册登记，以备佛事或修桥铺路使用。善书的唱腔速度缓慢，节奏自由，基本为当地语言的声韵化。由上下两个乐句构成，拖腔多加些“哪、吗、呀、咳、哟”等衬字。近似吟诵。唱词多为七字句和十字句。

光绪年间，宣讲活动不再限于初一、十五及庙会，农村一些信徒及文人利用闲暇，即行宣讲。如泌阳县的曾传江（1882-1958)，常在周围村镇宣讲善书。尤其春节期间，外出宣讲，往往月余不归。他所用案传除社会上流行的刻本外，还从《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书中摘取一部分故事宣讲，极受欢迎。一些人家遇到喜庆、还愿事宜，也请善人、居士们宣讲。同时，作为官府讲圣谕的活动仍然存在。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内乡县志》卷二《职官志》载：“高袖海。字云帆，以举人出身，于光绪四年为内乡知县，袖海善政多端，每月朔望，亲讲圣谕，引导民之向善·……”内乡县还于光绪二十年（1894）至二十二年(1896）间重新修葺宣讲圣谕的场所宣化坊（位于内乡县衙门前）。以供官僚士绅宣讲圣谕，教化百姓。

民国以后，佛堂有增无减，培养出一大批善书宣讲者，仅汝南一县就有百余名。全省较有影响的有：开封的段润生、王福堂；汝南的牛理宣、蒋贺年；浚县的郭全善、柴仁山；桐柏县的姚尊斌、牛斋公，汲县的何香姑等。他们不仅在本地佛堂宣讲，同时还相互邀请，交流技艺，有的甚至到省外宣讲。如汲县陈润莲居士曾于民国十五年（1926）到张家口外西马陵和张家口西关蔡家沟万善堂宣讲善书《纪晓堂点化韩凌云》等书目，倍受欢迎。此外，她还多次到山西省太原市、天镇县以及北京、山海关、黑龙江等地宣讲。由于宣讲善书活动对稳定社会局势起到一定作用，中华民国政府给予一定重视，逢有重大活动，头面人物争相参加。民国十六年（1927）博爱县的李善人娘倡议修复月山寺宣讲坛，境内军政要员，社会名流，豪绅富贾纷纷解囊，为其修了一座砖石结构的三孔窑洞，名为“朝阳洞”，作为李善人娘宣讲善书的固定场所，以彰其功。与此同时，开封还出现了一些宣讲社，如常在相国寺八角殿前宣讲的广化宣讲社，会首叶善人；在相国寺藏经楼前宣讲的积善堂宣讲社；以及在城隍庙后街宣讲的救苦庙宣讲社等。宣讲声誉高、力量强者为广化宣讲社，他们宣讲全系义务性质，听讲者多为老年妇女。

中华民国时期，善书形成了〔大宣腔〕、〔小宣腔〕、〔流水宣腔〕、〔金丫腔〕、〔玉丫腔〕、〔梭罗腔〕等固定的唱腔曲调。同时，还增加了书鼓、简板、铜铃等击节乐器。开讲前，书鼓、简板一阵敲打，群众闻之而来。讲到故事关键处，摇几下铜铃，以提醒人们的注意。宣讲者还根据一些民间奇闻进行创作，不断丰富善书书目。如根据南阳县西峰山下张焕姐的身世编写的《老母渡世舟》，在南阳、方城一带广为流传。张焕姐本人也曾现身说法，多次宣讲，更为真切动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佛堂解体，善书活动渐渐减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开封部分宣讲者加入开封市曲艺改进会，改名为“改良书词”，宣讲内容上，他们自觉删去神鬼书词，并改编《小二黑结婚》、《血泪仇》、《白毛女》等新书宣讲。1950年5月，开封市文化馆在鼓楼举办有线广播曲艺会演，每晚都有一段“改良书词”，甚受老年听众欢迎。以后，肃反运动开始，取缔反动会道门，佛堂被取消，各地善书基本停止，唯在边远山区仍有所保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善书被列为封建迷信，宣讲者多被作为“牛鬼蛇神”揪斗，善书卷本也被没收销毁。1978年后，在沁阳、济源、浚县、淮阳等地的乡村庙会上，善书宣讲活动偶尔能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