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大鼓三人行

精诚合作的三位鼓书艺人。

    他们走到哪儿都带着书鼓、坠胡、三弦和钢板，更不忘带上那块印有“国家级非物质遗产 河洛大鼓”字样的红台布。作为河洛大鼓的传承人，数十年光阴过去了，他们都不再年轻，李明治66岁，耿文信64岁，最小的牛小枝也已经60岁了，可他们仍放不下对河洛大鼓的眷恋之情——

    1 玩了一辈子，丢不下了

    李明治、耿文信、牛小枝都是偃师人，也都是河洛大鼓艺人，俗称说书先生。20世纪90年代，鼓书这一行很不景气，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这三个平时就合得来、技艺也叫得响的二男一女便自由组合，成立了他们的演唱队，耿文信拉弦，李明治和牛小枝负责独唱和对唱。他们希望借助团队的力量闯一闯，为了生存，也为了把鼓书传唱下去。

    这是一条艰辛之路。河洛大鼓的演出市场主要在农村，且多是露天演出，条件很差，赶上刮风下雨，他们便用塑料布临时搭个棚子唱。有一年冬天他们到孟津说书，观众在台下烤着火听书，他们在拖拉机斗里放了一张桌子说书。牛小枝在桌子上搁了一杯水用来暖手，才放了一会儿杯子就拿不起来了，原来杯子被冻在桌上了。牛小枝事后发狠说：不干了。话虽这么说，可这是他们干了一辈子的行当，青春、梦想都押在这上头了，真的撂下来，他们还是舍不得。

    因为鼓书的尴尬境地，也因为鼓书艺人没有出路，过去学过曲艺的年轻人大多改行了，就连李明治、耿文信、牛小枝的孩子也不愿传承他们的技艺。他们现在的观众多数是老年人，赶上农村老人过寿或办庙会，他们才能挣几个钱，在城市里演出多数是义务的。

    2 拉着弦子，一切烦恼都忘了

    这样辛苦是为了什么？对他们来说，挣钱固然是一方面，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内心深处对鼓书那分执著的爱——“拉着弦子，说唱起来，一切烦恼都忘了”。

    耿文信、牛小枝从小在一个村里长大，经常在一起唱戏。耿文信十几岁时得了腮腺炎，耽误了治疗，嗓子因此变得嘶哑。不能再唱了，他就为牛小枝伴奏，后来，他又为李明治和牛小枝两个人伴奏。

    李明治和牛小枝对鼓书艺术的追求也是精益求精。牛小枝出身于曲艺世家，自小跟父亲学习河洛大鼓，上过戏校。她尝试着把曲剧、豫剧、越调、河南坠子的技巧融入到鼓书中去，使唱腔越来越优美。李明治则是个全才，不仅声音洪亮、吐字清晰，而且吹拉弹唱样样在行，还经常自编鼓书词。

    据李明治回忆，他一个人去参加周王城广场的公益性演出就不下50场。他在老城区的敬老院演出过，在龙门海洋馆演出过，在西苑公园也演出过，唱的是《拳打镇关西》《花园赠金》《赶花轿》等老段子，虽然不挣钱，可只要听到掌声，他就觉得心里“可美”。

    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演艺生涯最辉煌的时刻是2006年，河洛大鼓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他们和为数不多的几名艺人一道，在洛阳民俗博物馆义务展演6天，本报也进行了跟踪报道。

    3 发黄的日志，见证了河洛大鼓的兴衰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耿文信在每场演出后都记日志，记录演出时间、地点和费用等，至今已经30多年了。他说，他在20世纪70年的记录还有些笼统，到80年代才开始细致起来。那时，鼓书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特别是1982年以后，他们的生意特别好，演出的场次多了，有时怕因记忆不清演重了节目，耿文信开始把节目内容也记在日志里。最忙碌时，他们一天能演两三场。可到了20世纪90年代，河洛大鼓日益边缘化，他们的演出变成了“一天打鱼，几天晒网”，演出场次也难以确定了。

    耿文信的日志引起了北京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兴趣，2006年七八月间，该公司邀请耿文信带上日志去参加一个座谈会，主题是“寻找河洛大鼓第六代传人（他们属于第五代传人）”。耿文信嫌自己的日志太寒酸，专门用牛皮纸给包了一下，谁知文化传媒公司的负责人却强调“带上原版的”。座谈会上，有人称这本发黄的日志就是一部“河洛大鼓的兴衰史”。

    其实，这三位鼓书艺人也是河洛大鼓兴衰的见证人，他们就是行走着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