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非遗”中的河洛记忆

 

尚培元是一位以理性思辨见长而执着勤奋的作者，从《白庄的夜晚》到《黑色的蝴蝶》，从《最后一头牛》到《父亲的手艺》，他的小说都是以坚实的现实主义为根基，描摹豫西地区文化历史的生命底色，在跌宕曲折故事中流淌出人生的烂漫诗意，一步步走向创作的新高度。中篇小说《腊月里的一场河洛大鼓》（载《牡丹》2019年2期，以下简称《河洛大鼓》），将细腻的笔触深入到民族文化的罅隙深层，描述在河洛地区广为流传、灿烂绽放之后又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河洛大鼓，关注河洛大鼓艺人艰难困窘的生存状态。小说以富有哲思的文字思考追问文化与当下现实的关联，用文学的脚步跋涉丈量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唤醒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河洛记忆”。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河洛大鼓》作为一篇民族记忆的文学叙事是相当成功的。充满情感的叙述、形象性的书写和披露的鲜活确凿的民族志材料，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和深远意义。河洛大鼓最初的名字叫琴书，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说唱艺人胡南方和段雁在洛阳书会上“亮活儿”，吸收融合了“南阳鼓书”的艺术特点创造了“大鼓书”的艺术形式。解放初期，巩县有个叫张天培的艺人在全国首届曲代会上唱了一段《赵云截江》。周总理听了，大加赞赏，就把发源于洛阳、兴盛在河洛的这种曲艺形式命名为“河洛大鼓”。后来由常香玉推荐，程文和把河洛大鼓唱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那苍凉的书词，带着河洛地域的音韵，深深打动了音乐家刘炽，于是，他为电影《英雄儿女》创作的插曲《英雄赞歌》，就采用了河洛大鼓的音乐元素，演唱时，演员面前架着一面书鼓，这是最标准的河洛大鼓的表演形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河洛大鼓在豫西地区倍受欢迎，乡村人家婚丧嫁娶、生日满月、升学盖房都要“写书”（请说书）助兴祝贺。然而，随着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不断冲击，有的艺人员禁不住孤独和寂寞，或改行，或放弃，使这种古老的传统艺术逐渐式微，濒临失传。可贵的是，仍有一些说唱艺人如金环和春红，依然坚守在河洛大鼓的精神家园，为传承发展非遗文化默默奉献，艰辛而快乐着，痛苦并幸福着。她们是民族的脊梁，顽强不屈，是文化的希望，光芒万丈！

 

尚培元的《河洛大鼓》记述了河洛大鼓饱满而鲜活的风云沧桑，透射出小说应有的飘逸与灵动的历史风韵。作品以金环和春红在年味弥漫的腊月二十七说书的过程为框架，努力追踪河洛大鼓民俗民风的源头，对张天培、程文和、杨大会、杨二会、崔坤等老一代河洛大鼓艺人，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和展示。如果說，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重大历史变革事件的关注称为“国家记忆”，那么，在笔者看来，尚培元浓墨重彩写《河洛大鼓》这个关于传统文化的历史故事的来龙去脉，应该是唤醒我们对往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河洛记忆”。因为，在这篇作品里，它有波澜画卷一样的精彩呈现，更有对民族文化内涵的深刻揭示，同时又赋予感性和艺术的色彩。作品里，不管是对河洛大鼓的源头追溯，还是对主人公性格形成的渲染，以及穿插于其中的悠久历史、民俗风情，都内在化地构成了小说的气质，使鲜明的河洛大鼓艺术特色与小说情节发展水乳交融，形成独有的个性风韵。

 

纵观中外文学史，但凡留下来的优秀的作品，无不带着精神的胎记和时代的烙印。它们有着共同的特质和品格，亦是文艺的核心意义和终极指向，那就是——爱。文学，只有上升到爱的高度，才有温度、深度和力度，才有重量、力量和能量。中篇小说《河洛大鼓》将散发着艺术芬芳的河洛大鼓的悠久历史和说唱艺人为传承民族文化而做出的不懈努力相互交织，表现了金环和春红在当下物欲横流社会风气中的不懈坚守，赞颂了“出污泥而不染，濯清莲不妖”的高风亮节，讴歌了文化工作者敢于担当的美德情怀。腊月二十三，金环接到了一个“写书”电话，尽管价钱不高，尽管家人阻挠，两人却不顾冰天雪冻毅然前往，赶到演出地点才发现，“主事家”已经请了唢呐班，何哉？是因为唢呐“多气魄，多威风，多给我挣面子”，而河洛大鼓却是“摆个破鼓，……要多没劲儿有多没劲儿”，把说唱河洛大鼓的金环和春红挤兑到一个偏远的角落。宁愿玉碎，绝不瓦全，金环正色说：“你看不起说书人行，看不起河洛大鼓，不行！”针锋相对，据理相争，话语铿锵，掷地有声！

 

信仰是无私而朴素的，对河洛大鼓的信仰更是充满前行的力量。为了河洛大鼓，为了已故老人的美好夙愿，金环和春红把河洛大鼓演唱得如痴如醉，如泣如诉，让人潸然泪下。遗憾的是，书场里却没有几个人在听，只有可怜的三个老头和两个老太太。金环并不气馁，她认为不管书场里有没有观众，心中的观众是最神圣的！她坚信，天堂里的老人，一定没有离开，天堂里的师傅，一定还在！于是她“起腔，送腔，落腔，唱中夹白，白中有唱，时而散板韵白，时而紧打慢唱”，尽情抒发着对河洛大鼓的热爱，表达着对前辈的敬仰！在这里，作品既展现和拓宽了故事的空间，又在文本深处纵横开阖，逼近人性的真实。作家极尽克制自己的感情，把历史的尘埃轻轻拂去，只留下浓缩的精华，让人物在情感变化中自然生出爱与恨，使作品艺术感染力汹涌澎湃，扑面而来。作家显然依托了细节的虚构和想象，或者说，正是这些用想象力填补的虚构细节和思维空间，让我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人物的喜怒哀乐。作家的虚构不是为了使故事变得虚无缥缈，而是让叙事的空间氛围变得更为生动、形象和真实。因为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虚构，更有自身的合理性。所展现的诸多独特而悠久的地域文化，让读者感到分外亲切。

 

“文学不能用来解决问题，但文学一定要成为世界的良心。”峥嵘岁月可回首，此情可待成追忆。《河洛大鼓》以曲折多变的情节，富于沧桑的事件，多维度地赋予人物真实的艺术生命。文本中，揭露和鞭挞了拜金主义思潮对世风人心的腐蚀、冲击和危害，故事外，夹杂大量关于人类存在与文明进程的思考，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春红丈夫的目光短浅，那个“写书”人的虚伪世故，笔墨不多，但人物的成长与蜕变，或受挫，或遇难、或自强的性格形成都有着清晰的逻辑性，严丝合缝，入情入理。在这里，即使作家对主人公有几分偏爱，不吝笔墨，但清醒和理智一直制约着手中的笔。金环和春红，还有师傅白妮都不是“高大全”的人物，而是有七情六欲、有血有肉的平凡人，正是在平凡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平凡，从而增强了人物形象的可信度。

 

“哀恸的丧调是不死的精灵，穿越重重遮蔽，从河洛深处缓缓飘荡出来。这曲调，似辞世前的绝望，似失去后的迷茫，又似孤独的哀叹和哭泣。飒飒一阵寒风，撩动飘扬的魂幡，天地间，陡然变得萧杀了。一只麻雀从枝头跳跃下来，落在灵棚上面，轻轻啄着斑斑落雪。麻雀，是天堂的使者么？是迎接老人么？”在这里，小说的悲怆而庄重肃穆的基调及浪漫诗意的气质恣肆奔放，充满精妙的警语和抽象的隐喻里，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把当下河洛大鼓遭遇冷落的的愤懑和不平表现得淋漓尽致。“忽然，金环的眼睛，被一团火焰刺痛了，一位俊俏的佳人儿，挺立在村外飞舞的雪花里，红红的羽绒服，就像腊月里凌寒怒放的一朵梅花！……金环忽然决定，过罢年，再到这村子里来，收这小妮儿做个徒弟，教她唱河洛大鼓！”结尾这一神来点睛之笔，给读者的心里吹来一缕和煦的春风，暖暖的。不是吗？河洛大鼓的发展道路上，尽管有坎坷曲折，但有政府的扶持和艺人们的努力，一定会使这一艺术形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再现昔日的辉煌！在这里，尚培元显然是把故事看作倾诉情感的一种手段，目的并不在于传递一个完整的存在现实，那是信息的目的。相反他是将信息潜藏在文学艺术的海洋里，作为亲身经历传递给读者。

 

优秀的文化艺术是种子，是良药。尚培元的《河洛大鼓》对于精神家园的思索和叩问贯穿始终，作品里洋溢的“一种弥漫在灵魂中的高贵”，既是对过往的一种回忆，也是一种磨炼和成熟后的豁达和历练，这种固有的故土情怀在文本中随处可见。它除了使读者在增进加深对弘扬河洛大鼓非遗文化艺术意义的了解之外，也使人更加清醒看到“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生命本源本真，其意义非同寻常。换言之，在这个明媚的春天里，《牡丹》杂志给读者捧出这道精神盛宴，为传承民族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新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