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走百里为听书

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十九

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老师临时改变主意，不让我领头弦，一直心存芥蒂。常悻悻地想，怪不得当初在我们村说书时，王遂厚和他为这事儿差点打了起来。人家认为老师保守，害怕徒弟学得快，不无道理啊。但事隔多年，直到经历风雨摔打出师之后，回过头来再想想，老师的做法也许是正确的。因那时尚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拉弦儿的功夫已经到家了，可以独当一面了。殊不知河洛大鼓的唱腔随意多变，其伴奏也是充满变数，稍微有些特殊变化，岂是我一个刚入门的生手能应付得了的？如果到时候“凉了场”，“掂了弦儿”，出乖露丑，下不了台，岂不是丢人更大？与其让徒弟当面出丑，还不如老师自己忍着、受着、扛着呢。每想到此处，便释然了。

哈哈，为啥要重提此事儿？我害怕有人看了这件事儿说闲话，传到俺老师耳朵里，影响师徒关系。这样自圆其说地解释一番，即使老师知道了，他也说不出来啥哈。

不提啦，这都是麦前的事儿，已经翻篇了。春天灵宝说书，虽然开头吃了些苦头，但后来尝到了不少甜头。灵宝的山，灵宝的水，灵宝的父老，灵宝的胡卜，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然，说句更实在的话，那就是灵定的书价比新安县高一点儿，我们可以多挣点钱。王老师毫不犹豫地决定，夏天继续上灵宝说书去！

我忙着收麦，老师一点也没闲着，为二次征西做充分的准备。汲取了年初的教训，通过跑腿、托关系，及早从新安县文化局弄出来一张演出证明。春天在灵宝说书时，大多地方都嫌我们说书的人少，不热闹，不红火。我们也深有体会，尤其是大舞台上演出，显得空落、单调。为此，王老师决定：一是增加人员，扩大阵容；二是增设乐器，加强装备。把队伍武装壮大，以适应灵宝的演出市场。

计划归计划，实施起来不容易。首先是演员问题。灵宝锣鼓书中大都有年轻漂亮，才艺双全的女演员。人家女演员往台上一站，便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十分养眼，尤其是能博得年轻人的眼球，未及开口，先赢了几分人气。可新安县如此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哪里找去？

那个年代，新安县农村相对封建、落后。尽管在三教九流里，说书的属于“上九流”，被尊为说书先生，有别于“王八戏子鳖吹手”的，但人们根深蒂固的潜意识里，却把说书和唱戏混为一谈，认为不是体面的职业，甚至还有“和戏子一样，死了都不能入老坟”的错误认知。新社会，新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转变了不少，实际上剧团并不乏女演员，并没有人认为丢人现眼。但说书行里仍然守旧，男子学说书尚且觉得是丢人的事儿，何况女子？故在新安县一带，女的学说书可谓凤毛麟角，偶有想学者，大多不被家庭支持而半途而废。当然也不是完全如此，比如新安县仓头仙人沟的侯秀英，就克服了家庭干涉的重重阻力，毅然学了说书，且学有所成，在新安、孟津一带已经闯出了名气。

找侯秀英搭班合作去灵宝，王老师不是没考虑过。侯秀英是新安县河洛大鼓行唯一学说书成功且已出名的女艺人，物以稀为贵，人以缺为尊。人家到哪里都相当吃香，说书生意稠得很。正走红时，想找侯秀英搭班合作的艺人趋之若鹜，能排成队。别看我们都是仓头公社的，却只是听说过，没见过面。王老师、郭汉他们与人家也没什么交集，排号也挨不上啊。王老师深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庙小，容不得大神，所以直接打消了去请侯秀英的念头，还是自己解决吧。

王老师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尽量用自己人，不找外人，免得担风险，落不是。就让自己的老四兄弟王浩子来充当人选。

王浩子和我年龄一般大，都是属兔子的。自幼害小儿麻痹，腿落下残疾，干不了重活，王老师就教他学拉弦子，水平和我不相上下。他上学不多，记性差，嗓子不好，且有点舌头大，吐字不清，他哥教了几个书帽，很难流利地唱下来。所以只好待在家里，王老师一直没能把自己的亲兄弟带出来。这一次机会来了，就随我们一块上灵宝说书。

人员安排好了，下一步就是装备。王老师不但把王浩子经常拉的枣木做的坠胡带上，另外还配备了板胡、二胡。拿板胡干什么，还唱豫剧？按王老师的话说，乐器也得“宽备窄用”，多捎几样乐器，以备不时之需。尽管我们谁也不会唱豫剧，高兴时候拉拉开心一下也是好的。考虑到西边灵宝爱听锣鼓书，便也带上了大锣、堂锣、钗等戏曲的打击乐器，也准备模仿人家锣鼓书的那一套儿，不管会打不会，得有这套家伙儿，晚上开场前敲打着热闹热闹啊。

收罢麦，一切筹备就绪，按“七不出门，八不归家”的说法，选定初六这个良辰吉日，人马聚齐，整装出发，直奔灵宝。

一路顺风，有了春天灵宝之行的经验，直达灵宝县城下火车，省去许多弯路，一嘴啃到豆馅上。直接找到了县文化局，很顺利地把证明换了出来。恁快？主要是我说得快，把路途之上的琐碎事儿都给省啦。你没听说书人常说：“飞机快，大炮快，都赶不上说书的放卫星。哪怕十万八千里，搁不住嘴角冒股风！”到灵宝换个证明，也就是俺说书的一句话的事儿。和春季那张演出证明不同的是，原来的是一张纸，这次是红彤彤的一个大本本儿，上书 “演出证”三个烫金大字，显得高档大气，很有派头。

有了春季的演出经验，一切都变得轻车熟路，很容易便靠好了首场演出。照例还是文化广场，文化舞台，扩音设备，蜂拥而至的观众。但这阵势我们已经见得多了，习以为常，上舞台已经“胜似闲庭信步”了。再说和麦前比，我们的人多了，装备加强了，更增加了些底气和信心，怕什么？

按惯例，上场来先来一个“闹场”，以招徕听众。搁往常，都是由徒弟一个人 “击鼓带板”地敲，老师们在旁边坐着吸烟、喝茶，或收拾工具，作准备工作。现在不同了，我们人多，还有锣鼓家什，有啥说啥，当然得派上用场啦。

我们这些人都是说书出身，没有唱过戏，哪懂得戏曲中的锣鼓经？初次接触锣、鼓、钗这玩意儿，尽管出发前也练过，还是不得要领，不知套路，无从下手。但舞台上来不得半点犹豫、推让和畏缩，让观众看出来我们这几个人是外行、“白脖儿”，假充行家的“冒牌货”，岂不是网包提猪娃儿，露蹄儿啦？

王老师果断地分派：自己掌鼓板，郭汉掂大锣，王浩子敲小堂锣，我拍钗。然后各执其事，便开始敲打起来。七寸书鼓既充当戏曲中的边鼓儿，也变成了武场中的大堂鼓。王老师用双鼓条击鼓，引领着全场，我们就跟着节奏胡乱地敲了一通，听起来“叮叮咣咣”的，倒也十分热闹。

看着我们一本正经地乱来一气，感到既滑稽，又可笑。这哪里是开场锣鼓呀？咋听着和我们老家农村来的耍把戏儿、玩猴时敲的差不多。如果在老家听到这种锣鼓声，还以为是来了一摊儿玩猴的呢，绝对不会想到是说书的在瞎胡闹。

常言说，内行听门道，外行看热闹。虽然我们所谓的“锣鼓经”不在路数，是“野干家儿”，可观众之间真正懂的内行又有几个？只不过是热闹一下而已。尽管灵宝的观众也不是好糊弄的，听出来和他们熟悉的锣鼓书不一样，面带疑惑，但“三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还以为我们的“东书”的锣鼓点儿就是这个打法呢。

有了演出证，无异于“尚方宝剑”。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每到一个大队，红本本一亮，都会受到热情招待，演出非常顺利。但这把“尚方宝剑”并不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的，也有不好使，卡住壳，打住车的时候。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即使亮剑，也吓不住人家，照样不尿你。

那天，我们到一个大队，像往常一样，找到了大队支书，递上了演出证。支书看了一眼就还了回来：“对不住啦，你们来晚了，已经来一摊儿锣鼓书，安排好晚上演哩。”

支书这一说，我们才明白。怪不得进村经过村中心热闹处时，听见有人悄悄议论：“咦，又来了一摊儿说书哩。”原来两班说书的弄“顶茬”啦，碰到一个村子里了，但赶早不赶晚，手快打手迟。人家先来一步，占尽先机，把后来者的位置给挤丢了。

眼看煮熟的鸭子成别人的了，郭汉还不甘心地缠支书：“沟是沟，河是河，他是他，我是我，他们是锣鼓书，我们是东书，口味不一样哈。支书，他们演他们的，我们演我们的，互不耽误事儿。”

支书摆摆手：“哪有这一说？不可能的，就一个文化大院，一个舞台，叫谁演不叫谁演哩？两摊儿说书的，叫群众听哪一摊儿的？别说啦，等下次吧。”说着转身就走。

郭汉还想撵上去再说几句，被王老师制止：“算啦，多说无益。咱们换地方吧。”大家背起行李，悻悻地离庙。郭汉仍然不服气地嘟囔着：“球，凭啥兴他说（书），就不兴咱说（书）？不中今黑不走啦，给他们别[①]着唱，怼一回！”

王老师怼道：“你是凭跑哩，还是凭咬哩？恁啥跟人家斗？是比人家人多，还是比人家长得好看？江湖规矩，先到为君，后到为臣。没人家来得早，就得退让，不能跟人家争。再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人家当地的，咱是外来的，和人家斗，有啥光沾？安安生生爬走吧。”

经过文化大院的大铁门时，我不由得往里边多看了一眼，见大舞台上摆着桌子，上面放着各种弦子和笙、笛，地上有乱七八糟的锣、鼓、钗等。不用猜测，肯定是人家锣鼓书的一套演出工具，已经摆在舞台上了。舞台下面东侧几间休息室里，有几个人进进出出，肯定是锣鼓书的演员啦。忽然眼前一亮，从屋里婀娜多姿地晃出一个既年轻又漂亮的女演员。她二十来岁上下，细高挑，上身红西装，下身穿着极为流行的白色喇叭裤，搭配着乌黑锃亮的高跟皮鞋，一头烫过的秀发形成“披肩波浪式”，浑身上下透露出一种高贵、洋气。虽然离得较远，看不清人家姑娘姣好的面容，但从侧面来看，标准的S型曲线，足以博人眼球，引人驻足。只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已经被吸引得“驻足”了，只顾扭脸回头，竟忘记了走路。

王老师已经发觉我走路异常，越走越慢，想停下来，又感觉我在扭来扭去地看。就一边使劲把我往前推，一边说着：“武成，你脖子上安轴承啦，还是咋的？转来转去，转啥哩转？都不会好好走路！”

我如实汇报：“王老师，我看见人家那一摊说书的啦，在文化大院呢。人不少，还有一个年轻女的，长得可漂亮啦。”

郭汉一听有女的，来了精神，眼翻了翻：“走，怼进去看看，会会他们！”

王老师脸上笑了一下，似有所动，但立即又沉了下来，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看啥哩看？女的没见过？人家把咱生意给顶了，还腆着脸去见人家，不知啥叫没意思。”

说实话，对锣鼓书我也挺感兴趣，尤其还有女演员。就小心翼翼地说：“王老师，你不是说过江湖规矩？同行见同行，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后来者不是得拜访先到者，外地的得拜访当地的？”

王老师训道：“你懂个屁！那是咱洛阳一带的规矩，东边的菩萨到西边还能灵？一个地方一个规矩，一个行当一个规矩。人家是锣鼓书，咱是大鼓书，行道不一样，路数也不同，有啥可拜访哩？都是成色瞎，见女的走不动，不用这呀、那呀地找借口，赶快走！”

话说到这了，谁叫人家既是老师，又是领导呢？老师永远都对，领导永远正确。别说徒弟得无条件服从，郭汉也没了脾气。虽有不舍，也只得离去。

合该今天不顺，两班碰到一块了。按江湖迷信说法，同行之间两班碰到一块儿是大忌。江湖上有“人不亲行亲”的说法，却又有“同行是冤家”之论。看似自相矛盾，却各有各的道理。同行之间，追本溯源，极有可能“五百年前是一家”，同师、同宗、同源。既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行见面一家亲，彼此沟通交流，增进感情，其乐融融，此谓“人不亲行亲”也。然而同行相遇的弊病也显而易见，那就是争夺饭碗的尴尬，生意会相互造成影响。江湖人赖以生存的饭碗就是命，为了争饭碗，不惜同行反目，自相残杀，故有“同行是冤家”之无奈。

就拿今天的事儿说吧，我们从西往东来，而另一班锣鼓书则是从东往西去。两班相遇，我们再往前行，走的就是人家已经走过的路，我们再去说书，就是收二茬麦，做重茬生意。道理很简单，人家嚼过的馍，吃着还会香吗？生意肯定受影响。对方也是一样，虽然眼下他们占了先，抢了我们的生意，但下一步再往前走和我们一样，重复我们走过的路，生意也好不到哪去。

果不出所料，当天我们跑了几个大队，得到的答复几乎一样：我们已经刚说（书）过了。郭汉死缠烂打的手段使尽，还是不能改变最后的结果——不说（书）！王老师甚至把“杀手锏”红本本亮出来，扬言：“我们有证明，不说也得拿钱！不然俺们找文化局去。”人家不吃这一套：“有证明咋着？不说还是不说，要钱没有！有本事你们去告[②]我们吧，告到哪，请到哪！”冷冰冰地给顶了回来。

我们硬，人家比我们还强势。制胜法宝失灵，大家没了脾气，灰溜溜地败下阵来。有人笑话：你的王老师不是说过，只要有证明，对方不让演出也得拿钱吗？怎么拿不到了？唉，有本事你来试试！上面有规定，有政策不假，但情况不断地变化，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常言说，民不告官；俗话说，胳膊扭不过大腿。咱一个外来的穷艺人，和人家一个生产大队斗，有啥好果子吃？拿鸡蛋碰山，碰得过吗？退一万步说，即便官司打赢了，赔咱一场书钱，能耗得起时间和功夫吗？有这时间和精力，还不如多说一场书啥都赶出来了。要不然，人们怎么说：小气儿好生呢？人都说，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何况我们为了一场书不至于屈死吧？

既然不能硬顶，只有避让。看来在这附近是联系不到书场了，王老师和郭汉商量一下，走路太难，决定坐车跑出川口公社的范围，然后重打鼓，另开章。这一坐上车，一跑便是四、五十里路，终于摆脱了那一班锣鼓书的影响。等我们成功地靠住了书场，安置妥当时，已经是傍晚了。

早在没来灵宝之初，对锣鼓书早有耳闻，却未曾目睹。听王老师说起锣鼓书的奇闻轶事，神乎其神，早已对其艺术魅力充满期待。前半天好容易碰到个机会，几乎和锣鼓书来了个面对面，却因为生意上的忌讳，不得不擦肩而过，好不遗憾！走在路上，坐在车里，脑子里的几个锣鼓书艺人，尤其是那个漂亮的女演员在大脑里来回晃悠，挥之不去。以至于晚上说书的准备工作也没心绪，丢三落四的，答非所问。王老师发觉了异常：“武成，你的魂叫别人钩走啦？无精打采哩。”

既然问了，我就吞吞吐吐地说：“王老师，能不能请个假？”

王老师吓了一跳：“咋，病啦？”

“心病。”郭汉笑着插嘴，“不用说是见了锣鼓书班里那个大闺女，引诱得走不动路了，想出来的病。”

见郭汉老师出息我，也没做过多的辩解，只是笑笑：“也不全是。只是没听过锣鼓书，特感兴趣，老想听啊。王老师，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我想今晚上再拐回去听听人家的锣鼓书是个什么样子的。”

王老师差点跳了起来：“你疯啦！你知道这个大队离那个村有多远不？”

“算过了，四、五十里。”我回答。

“来回百十里呀！知道光路上得走多长时间不？七八个钟头啊，跑死你哩！”

“没事儿，我路上跑快点儿，赶到那听一会儿，哪怕是听几句哩，就立即赶回来，也算是听过锣鼓书了。”我仍固执地请求。”

“让他去吧。想去呢，心不在这，书也说不好。”郭汉再次搭腔，“是他跑路哩，又不是咱跑。去听听也中。不然说起来来灵宝一趟，连锣鼓书是啥样也没听过。孙子还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哩。去听听，对咱说书也有好处。”

嘿，别看郭汉老师不识字，《孙子兵法》还知道一点哩！话说到这了，王老师也松了口：“管你哩，想去你就去。能摸着路不能？可别摸丢了，明天不用说书了，到处贴寻人启示找人，可麻烦透啦。”

我如获大赦一般松了口气：“放心吧，老师，我一路上已经查看好地理位置了。那个村子在铁路边上，咱这个村也离铁路边不远。顺铁路走，只有东西方向不迷，牢记两个村的位置，就错不了。只是你们给我留好门儿，别后半夜回来叫不开门，进不去屋。”

王老师感叹：“我的老天爷呀，原来走这一路都做着拐回去听书这锅饭哩。那快去快回吧，赶早不赶晚。”

确定了方向和目标，我沿着铁路几乎是一溜小跑地赶路。人们计算过，正常情况下，步行的速度是每小时十里。五十里路得五个小时？赶到时黄花菜都凉啦！人家刹书了，还听个屁！不行，速度得加快，时间得提前。有的说，你说书的不是嘴快吗？一张嘴可到啦！光动嘴不动腿中毛用！咱不是如来佛，吹口气到西天了；也不是孙悟空，翻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那都是吴承恩瞎喷，路是跑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说再多也枉然，开跑吧！

好在老天爷还照顾我，赐一股凉爽的东风，在背后轻轻地推着，给我散热，与我助力，伴我同行，使我得以一路顺风。身后时不时传来火车沉重地吼叫，车轮撞击道轨的声音，听起来仿佛在喊“快点儿、快点儿”，然后呼啸着擦身而过。快不了啦，和火车赛跑，打死也跑不过哈。

等气喘吁吁，浑身冒汗的赶到地点时，一阵阵的锣鼓声已经飘进耳朵，吸引我进了文化大院，锣鼓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始了。

舞台正中放着一张大八仙桌子，桌子后谓之“上席”，坐着一人，五、六十岁的样子，左膝上放着一把四弦。头一次见到四弦，长得和低音大二胡的样子差不多。不同的是二胡只有两根琴弦，一张弓，这玩意儿竟是四根弦，琴弓的马尾分为两束分别穿行于一、三和二、四弦之间。演奏出来的是双音，听起来就好像两把二胡在合奏。左脚蹬着左桌角绑的脚蹬梆子作为节奏。脚蹬梆子和我们河洛大鼓的大致一样，都是在架子上装一个和尚念经常用的木鱼。大锣、小锣分别放置在桌子上的两个锣架上。锣架酷似河洛大鼓用的木制三角鼓架，不知是锣鼓书借用河洛大鼓的，还是河洛大鼓借用锣鼓书的。两个锣架之间的钗垫上放的也不知是属于铰子，还是钗。说实话，钗和铰子长相差不多，说法也不一致，还真不好区分。

后来才知道，桌子后面这个位置可不是一般锣鼓书艺人能坐得了的，能占住这个位儿的大都是掌舵的头头儿，师傅中的师傅，高手中的高手，在整个团队中统领全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称为“坐帅”。其他所有艺人都如众星捧月般地分坐两边，或操琴，或执板，或击鼓，在“坐帅”的指挥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整个场面，俨然有序，颇有元帅打坐中军大账，众三军排列两边的阵势。

“坐帅”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没有“两把刷子”，没有搁哪哪中，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多才多艺的本事，岂能震得住全场？这个“坐帅”手、足、口、目、耳并用，一刻都不能闲着。你看，左脚踏板，左手执琴，右手拉弦儿，抽空儿还得侍弄桌子上的锣、鼓、钗，目顾左右，耳听八方。连拉带唱，连敲带打，时不时还要站起来吼上两嗓子。忙而不乱，紧而有序。如此精绝的技艺，令人叹服，难怪时不时下面有人鼓掌喝彩。

锣鼓书的七个人都是个顶个的，似乎没有“雪儿[③]”。每个人都担当着重要角色，并非可有可无。每人各执一样乐器，既是演唱者，也是伴奏者。每个人都有戏剧上的角色分工，一人一角，或一人多角，时不时地跳进跳出进行角色切换。该唱的时候停下手中的乐器演唱，该别人唱的时候则立即又操起了手中的乐器伴奏。团队之间，相互协调，配合默契，可谓风雨不透，滴水不漏。

特意多留神了一会儿那个漂亮的女演员，发现七个人中，就她的角色不太重要。她没有乐器，手中只是拿了一对干梆子，跟随着节奏敲。热切想欣赏一下唱得怎么样，结果她的戏分似乎很少，害得我眼巴巴地盼了半天，也没见张嘴唱，只是该需要呐喊助威的时候，跟着大家一齐吼两声，仅此而已。虽然有点小失望，但毕竟舞台上有如此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如同鹤立鸡群，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锣鼓书增色不少。唉，别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啦，想想我们新安县的河洛大鼓，上哪里找这么漂亮的年轻姑娘？

你别笑。可惜那时信息闭塞，孤陋寡闻，眼光狭隘，见识短浅，未能知道巩县河洛大鼓届的五朵金花——牛会玲、韩淑玲、李新芬、黄金焕、王春红，群芳斗艳，才艺精绝，哪一朵不比当前舞台上的这朵强？只是无缘拜会罢了，认识她们都是以后的事了。

听惯了河洛大鼓、河南坠子，初听锣鼓书，别有一番风味。说书，具体到锣鼓书，与其是“说”，倒不如说是吼、唱。演唱者浑身都是戏，把全部激情都投入到唱腔里，尽情尽力的演绎，畅快淋漓地发泄。锣鼓书，具体到听众，与其说是听书，倒不如说是“看书”。这种说唱艺术很大程度上具备戏曲的特色，不但重唱功，更重做功。虽没有大幅度夸张的舞台表演，却表情丰富，动作和姿势优美，能吸引观众不但想听，更想看，从而达到视听兼备的效果。

锣鼓书虽然是说唱艺术，属曲艺范畴，但唱腔风格上极具黄土高原的陕西民歌色彩，高亢明亮，穿云裂石。说是唱，倒不如说是“吼”。唱到激情处，情感喷薄而发，将音符一下子送入云端，跳起来竭尽全力地大吼一声，所有伴奏者立即站起，连吼数声，此起彼伏，互相呼应。其情绪激越豪迈，引人奋发，热闹处，引发台下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台上的人疯了似的，忘我地，激情地演绎；台下的人傻了似的，痴迷地，忘却自我地跟着演员的感觉走，沉浸在热闹中。台上的吼叫声，台下的叫好声，喝彩声，连成一片，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欢快的海洋。

人都说：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这话恰如其分。可谁又曾想到，谁又会注意到，在一片忘我的欢呼声中，文化大院角落里，阴影下，有一个傻不拉叽的外地说书人，夜走百里，跑断腿，磨烂鞋，做贼似的悄悄躲在靠墙一隅，怕人发现，为的就是来听一场锣鼓书！

这该是疯子，傻子？还是用河南话说的：神经蛋，囟球货[4]？！

[①] 别：河洛方言，比赛、竞争之意。

[②] 告：此处是“告状”之意。

[③] 雪儿：江湖行当中指没有技艺，或技艺不高，不能独挡一面，只是凑个数，顶个场面，可有可无的人。

[ 4 ] 囟球货：河洛方言，又作“欣球货”，囟、囟球、囟球货，都是指憨傻、缺心眼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