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书鼓书再碰撞（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三十六）

庙岭说书短短的十来天，我们由陌生到熟悉，逐渐产生了醇厚的感情。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甚至有些贫穷落后的小山村，父老乡亲们的纯朴、善良，给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记忆。刚来时要不是被风雪所阻，还有些嫌弃，不想久留呢，到最后临近结束时却有些难割难舍了。刚来时，庙岭村给人的印象，冷漠，孤僻，混熟了，感觉一家比一家厚道、亲热。我们不想走，他们也想尽一切办法多说几天（书），尽可能地多挽留我们些时[①]。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终究还是得离别。临行时，我们说着感激的话：多亏了老少爷们在风雪连天里，张开臂膀接纳了我们，使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亲人一般地关怀。要不是这些天的风雪不知我们要遭多大的罪哩。给你们添麻烦了，俺们会永远记住你们，记住庙岭！

有两个老大娘把刚烙好的热腾腾的油馍硬往我们兜里装，怀里塞，揉着红红的眼睛，竟然哭了：“有啥麻烦哩？咱这也没啥好吃哩，娃儿们这几天受症了。在这几天都习惯啦，猛一走，咋觉着空落落的。记着，以后遇到难处啦，没地儿吃饭啦，一定来咱家啊！”

老大娘动了情，把我们当成她的儿子啦。弄得我们鼻子酸酸的，直至走了很远，还在感受着怀里边热油馍的温度，心里边一阵阵地不好受。

庙岭说书的十来天，村子小听众少不说，受冷天，气候条件恶劣的局限，极少能吸引周边外村人来听书。但风声还是传了出去，产生了一些影响力。这不，听说偏看村的寨腰捎信过来，打算说书，于是我们准备打听着往偏看村进发。

偏看村位于庙岭的东北方向，大约六七里路。沿岭往东二三里，便来到了“偏看豁儿”。这一道东西走向的丘岭到此处却似突然断裂了一般，呈现一豁状。顺此豁儿往北，下去坡就是大峪一带比较出名的大村——偏看，故有“偏看豁儿”之称。

由偏看豁望偏看村（图片来源于网络）

偏看豁儿由偏看村而得名，而偏看村名字的来历，则由偏看豁儿引起。据传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云游到济源大峪一带，来到这个山豁儿，往正北看，倒没发现什么主贵的地方，目光往东边一偏，意外地看见坐落在东北山脚下的那个村庄是风水宝地，于是就落脚此村，以后村里便有了吕祖庙。由于偏着看才发现此村，以后“偏看”这个村名就传开了。还有一种传说：大明开科天子朱洪武从东往西路过此山豁儿，此前从东面已经看到对面山脚有个村儿，来到此豁儿又看到东北山脚的村子，问侍从：何村？侍从答：和刚才殿下看到的是一个村呀。朱洪武笑曰：偏看了。于是，偏看村由此而得名。有了偏看村，才成就了“偏看豁儿”这个地名。

过去不识字的人多，“偏看”的由来因年代久远，很少人去考究，叫得时间长，音念转了，叫成了“偏干”。直至如今，除了书面上写“偏看”之外，人们习惯上还是沿用“偏干”的叫法。

置身偏看豁儿，顿有心旷神怡，晴空万里，豁然开朗之感。回首远眺，已经走过的大横岭、塚堌堆、上寨历历在目，甚至可遥看河南山水；往北俯瞰，偏看村尽收眼底，仿佛近在眼前，触手可及。

我们乘着清晨的好空气，好精神，在偏看豁儿没久逗留，便心情愉悦，一溜顺风，轻轻松松地下了一道坡，过了一条河，便来到了此次说书的目的地——寨腰。

寨腰是隶属于偏看村的一个小自然村，东下不远即偏看正村，西与和庄村紧密相连。我们没费多大周折就打听到了要说神书的主家，由于是提前捎信让过来的，加上在庙岭说书的影响力，所以并没有费多大的口舌，也没让试书，便安顿好了，一切顺利。

寨腰的神书结束，和庄便续上了。和庄是队里照头出钱说书的，书场选在村长兼小队长家的一孔很大很大的土窑里。大概黄河北的土质好吧，土窑洞不仅比黄河南普遍，而且高得多、宽得多、深得多、结实得多。河南的土窑，宽不过丈，深不过两丈四，超过两丈四就不能称为窑，而成洞了，从阳宅风水上说，犯了大忌，不能住人的。黄河北没这讲究，超过两丈四的窑比比皆是。头一次见到村长家的这孔土窑，大得让人惊叹。宽有丈二，深有三丈六，后半部分的木隔扇和中间的布帘子把土窑隔成了三部分：前一部分做厨房，放置锅碗瓢勺，米面瓦罐；中间部分做客厅，放置八仙桌，太师椅等；后一部分是卧室，两支大木床对面放着，靠后堵还横放着一张大床，仍显得不是太拥挤。

为了最大限度地容纳更多的观众，队长不嫌麻烦，撤去中间的布帘子，将两间合二为一，把灶具、粮饭[②]归纳到别处，腾出更大的空间。把八仙桌顺势中间一拉，太师椅一摆，书场就布置好了。

土窑里满满当当地塞了二百多号人，屋里挤不下，院里站的到处都是。和庄村比较大，听众比庙岭和寨腰要多得多。书场的听众不仅有本村和赛腰的，还有附近的偏看村、西坡、张沟、前岭、王坑等地的也闻讯而至，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面对来自各村这么多的听众，既高兴又激动，这样大的场面，正是闯招牌，打门面的大好时机。书说得好坏，对以后是否能站住脚，打开局面，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不能掉以轻心，不仅暗暗攥劲儿，千万不能打窝杆[③]，一定要把书唱好。

为了能吸引听众，使说书场次接连不断地续下去，我打算开一部“大本头”《包公案》。一旁边偷偷地把老底儿抖出来：我说的这部《包公案》并不在书[④]，是在刘大江《移胎案》的基础上引申、扩展，狼拉狗扯，七拼八凑组合而成的。因《移胎案》（《老包访太康》）就是老包陈州放粮途中发生的事情，所以不等收官，便又接而连三的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后波及陈州，包公被困，宋王私访等等。把包老先生在别处断的案子也移花接木，嫁接到陈州了，甚至把别的清官断的案子也张冠李戴地强加到包大人的头上。如此炮制的《包公案》有很大的弹性、随意性，视具体情况长短可调。

有人笑了，你这瞎编胡砍，也能经得起场儿？这不是糊弄人嘛！要是遇见识戏的，懂书的内行听家儿，较起真来，不是把你说的书给扣晃啦？这点大可不必担心，不是有个说法，叫“十书（戏）九不同”吗？同一部书，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说家儿，内容肯定不同。就是我们在桌面上看的书《三国》《水浒》《西游》也有不同的版本呀，你敢说哪个版本是错误的？所以说如果出现异议，我就拿这个理由来搪塞。再说，哪部书不是编的？只不过人家编书的是作家，编出来的水平高点，又经无数次艺人的加工润色才流传下来罢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啦，要想不让听众挑出毛病来，就是编也得编圆，编得合情合理，不能违背规律，把黑的说成白的，那就不行了。不是有这种说法吗：“砍的没有镟的圆，要是不圆再镟镟。编得囫囵编得圆，找不着窟窿找不着眼儿。……”又扯远啦！

一场书下来，果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队长问：这《包公案》几天能说完？我回答：至少得十天。队长当即拍板：好，那就说十天！队长一句话，这十天里，我们可以不动窝儿地有书说，有饭吃，有钱挣啦。

和庄说书的十天里，可谓顺风顺水，唯一感到别扭的是我们在开《包公案》时没有事先打听好，我们说书的上帝，赐给我们十天书，又不辞劳苦，不嫌麻烦照顾我们的队长兼村长的“大名”叫保成，和包拯谐音。害得我说书时小心翼翼，尽量避开直呼“包拯”的名字，只能说“包相爷”“包文正”“老包”等，难为透了哈。

说书行就是生意行，不仅靠技艺，还得凭运气。生意背时了，跑折腿，磨烂鞋，说破嘴，吐沫费干，硬是无人问津；生意兴开时，说书场次前呼后拥，滚滚而至，坐着不动，硬是有说书的寻上门来，挡也挡不住，推也推不掉。真的，不是说大话，喯大蛋的，一点也不夸张哈。这不，和庄正说着书呢，便有西坡、前岭、王坑的几家急着说神书，先后找上门来，队长保成却以书还没说完为由，坚决不吐口，不放人。我们只好劝来人耐住心等几天，说书不过是早晚的事儿。和庄临近结束，又出现了几家争执的局面。前岭这一家儿说：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俺打招呼得早，先上前岭。西坡那一家说：俺这神书是看有“好儿”的，有日子等不及了，让给俺吧，你们再等等。两家争执不下，各不相让，弄得我们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哪一头的书都想说，哪一头也不想得罪啊。王坑的这一家儿见他们争得不可开交，插不上言，悄悄附我耳边说：不用吭气儿，明天一大早我来接你们，先到王坑说（书）。我不置可否地笑笑。王坑儿这一家自以为先下手为强，谁先抢到是谁的。殊不知我们的小动作被前岭的那一家儿看穿，等说罢书，大家都散去了，乘其不备，把我们的弦子，鼓包给偷跑了。这真是“要着没有偷着有”，其他几家儿没招了，我们只好先到前岭说书。

有人又笑啦，这俩破说书的，成了香饽饽，抢手货啦。哈哈，没办法，不是吹哩，不是书说得咋出奇，脸长得咋白，人生得咋好看，主要是：人倒霉时称四两盐也会生蛆，行运气时喝口凉水也能上膘哈。

前岭、王坑、西坡结束后，我们应邀辗转到偏看村最东面的边稍之地黑矾崖李太平家说神书。济源一带说书爱搞价钱，主家也不例外，接待寒暄已毕，便问：说一场书多钱？王小伟按照惯例答复：队里说多少场，一场都是四块钱。私人说神书，一场也是四块，多了可以便宜些。又问：说三场呢？小伟答：三场十块，优惠两块。再问：那我要说两个三场，六场书呢？小伟稍微一愣，便拍着胸脯脱口而出：你要是说六场，俺们再送你一场，不要钱。主家笑笑：好，这可是你说的哟。

当时我们都觉得不过是一句戏言罢了，哪见过私人一坐窝儿说六天神书的？也没太在意。谁知三天书说完了，却没打发我们走的意思，看起来给个棒槌，还真的当起“针”来了。我傻脸啦，背起里埋怨小伟：“露球能！拉弦子抢不到头起，落到后面拽都拽不上来，说话倒好往前头抢。不动脑子，不加考虑就急着往外边撂。说恁快抢屎吃哩！说掉里头了吧？管球你哩，要送书你送，我可不送。”

小伟吐了吐舌头：“只想着毛捣人哩，谁想着会来真的？遇着事儿，你当缩头乌龟，不说话，不出头，有啥差错就推到我的头上。说球哩美！应人事小，误人事大，说过这句话，人家叫送，就得给人家送。”

说笑归说笑，书还得说好。按黄河北习俗，每天都得“三关神书”，六天神书下来，得十八段神书啊。导致我的神书资源匮乏，弄得差一点儿“江郎才尽”，好歹总算是应付了下来。也许主家只是开了个玩笑，也许六天时间已经够多，招待得已经够絮烦了，最后也没要求奉送一场，我们也借机趁坡下驴，好说好散了。

队长保成毕竟在大队干部的位置上站着，很有包拯般的权威，在偏看村说起话办起事儿还是很有魄力和份量的。他不仅帮我们在和庄打开了局面，而且通过他的活动，我们还在偏看大队部，偏看管理区（济源一带的农村体制和河南不同，在公社、大队之间多设置了一个管理区，偏看系管理区所在地）说了六天。这还不算，他充分利用村长的权力和优势，明商量，暗命令，软说硬办地动员其他队长说书。官大一级压死人，队长们哪个敢不听，只有乖乖就范的份儿。十几个队，每个队三天，几乎不落空，一个多月就过去了。

有的说，说书的，嘴真是长到你脸上啦，话咋能来回说？上一章你还说集体经济没有了，生产队说不成书了。这一章却又说在一个大队，光生产队就说了一个多月。岂不是自己打脸，前后矛盾？呵呵，是啊，连我自己也为前面的大放厥词感到脸红，可话说出去，收不回来啦。只能这样说，生产队不说书是大势所趋，但不是绝对的百分之百，也不排除个例。比如偏看村，就是特殊情况嘛。

偏看说书，包括集体的“官书”和私人的“愿书”，前后总计59天，差一天不够俩月，占去了一季度的三分之二。我们先说神书，后说官书，好几个村子都是说了头茬儿，返回来再说二遍、三遍。和上寨说书一样，打破了“老虎不吃回头食”的俗套，采用迂回战术，不仅吃了“回头食”，还不止一次地，反复地吃哈。

记得刚说书的那年夏天，生意不好，我们绕来转去地兜圈子，弄不住事儿，王老师埋怨，吃亏出门时我们坐了碾盘，才有这种“转圈儿生意”。我们这次出门，磨盘和碾盘可都没坐过呀，硬是绕着偏看差不多转了一冬。不同的是，那次转得两手空空，这次我们转（赚）得盆满钵满，收获频丰。

记得刚学说书时，郭汉老师就说过：说书这一行，一嘴沙糖一嘴屎，几多欢乐几多愁，日子有苦有甜，身份地位有高有低。落魄时连要饭的都不如，走到哪，人们都像躲瘟神似的，唯恐粘住甩不离了。行时了简直就是神仙一般的日子，到哪里都是仰脸高看，充满崇拜、羡慕的眼神。偏看说书，感觉我们又重温了神仙的日子。晚上说书，白天自在逍遥地到处闲逛。偏看盛产竹竿，各队都有竹园。生产队有制度，管理得很严，禁止入园乱砍乱伐，违者是要罚款的。看到翠绿笔直的竹子，我们稀罕得不得了，竟能获得队长的特许，自由自在地出入园子而无人干涉。不仅如此，我们还能拿上竹刀，砍上一两棵光明正大的背将出来。为了挖掘细竹竿的根部，来做吸黄烟用的“旱吹儿”，破坏和糟蹋了许多细竹子，竟也能“逍遥法外”，逃脱村规民约的制裁，你说牛逼不牛逼？

塞腰，是刚来偏看时的落脚点，说第一场神书时，主家的儿子是和庄小学的老师，叫发展，可能这个名字吉利吧，我们很快在偏看“发展”开来。不仅如此，寨腰前后共循环说了四次书，包括队里和私人的还愿书，累计达半月以上，既开了头，又守了尾。发展家成了我们在偏看说书的大后方和根据地，发展他娘烧香念经一辈子，积德行善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正地落到了实处，视我们如亲人，吃的、住的照顾得无微不至，建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深厚感情。

然而，最受益匪浅，印象深刻的是，我们意外地在寨腰邂逅了和河洛大鼓有着扯不断渊源的另一个曲种——王屋琴书。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河南卷》记载：“洛阳琴书，亦名王屋琴书。清嘉庆年间（1796-1821年）形成于洛阳一带。清道光年间（1821-1851年）黄河南岸的洛阳琴书艺人王定（籍贯不详），沿孟津渡河行艺来到济源王屋山的竹泉、狼沟，课徒授艺，把琴书传播于王屋山，得名王屋琴书。”

从以上记载可以逆推出，王屋琴书的前身是洛阳琴书，是洛阳琴书流入王屋山一带才有的名字。而洛阳琴书又是河洛大鼓的前身，说到这里，该看出王屋琴书与河洛大鼓有着多亲近的血缘关系吧？

不过这都是多年以后才查证到的，当时并没有听说过“王屋琴书”的叫法，只知道在当地都称“琴书”。更不知道“琴书”与河洛大鼓还是亲戚和“近门儿”哩。琴书前些年在黄河北很盛行，早在和刘大江在下冶的逢石说书时，就听说当地有一个失目的琴书艺人叫曹怪。听说而已，并没有机会拜访。

刚到偏看没多长时间，就了解到寨腰有两位说唱琴书的老艺人——刘宪道和刘宪周，是亲弟兄两个。刘宪道为长，时已七十多岁，唱了一辈子琴书，年纪大加上身体不好，已经闭门谢客，多年不唱了。刘宪周为弟，亦步入古稀之年，早年跟哥哥一起唱琴书，后来参加工作，就搁置了，时已退休在家赋闲。本应该早去拜访的，一来老弟俩儿深居简出，很少露面，不敢轻易讨扰，怕遭没趣。二来忙着跑来跑去地说书，抽不出空余的时间，遇不到合适的茬口。所以就耽误了下来。但心有不甘，一直掂记着这事儿，总算是最后在塞腰说书时，等来了机会。

刘宪道弟兄和发展家门儿并不远，好像没出五服吧，按辈分发展得给人家叫叔哩。经过发展的几次引荐，终于如愿地拜会了两位老艺人。

刘宪道老人不爱多说话，不卑不亢地接待了我们，不声不响地蹲在一旁，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偶尔用“嗯”、摇头或点头来回答我的讨教。倒是刘宪周老先生显得非常热情开朗，一边忙着给我们搬凳子，倒水，一边无不歉意地说：我哥上了年纪，耳有点背，多担待些。

很想见识一下琴书的琴是啥样子的，刘宪周老先生满足了我的好奇心，非常谨慎地从后面专用的神案上请出了琴。只所以用“请”字，说明琴书艺人把琴当作神，存敬畏之心。据说旧时琴书艺人每操琴前，必先净手焚香，庄严肃穆。老先生把琴从琴盒轻轻取出，又轻轻放好，小心地揭去琴布，终于让我们见识了古老的杨琴。

旧式杨琴形状（图片来源于网络）

说她古老，是因为这把琴虽然保养得很好，擦得一尘不染，但明显已经很陈旧了，深黑红色的琴身是刷过漆的，分辨不出是什么木料做的。琴的做工较简单，没有雕饰。也不是很大，大约有米把长，二尺宽，四指高。左侧琴头设拴弦钩钉，右侧琴头置弦轴。面板上置两个说不清是红木还是牛角制成的，呈峰谷状的条形琴码，峰部用以支撑弦，谷部有另一码上的琴弦通过。

咋一看，觉得这琴好像是民族乐器，殊不知还是舶来品呢。看似古老，据说是明末才从波斯、伊拉克引进的，也不过三四百年历史。

自学艺以来，摸过不少的乐器，同为琴，却各种各样，形形色色：有用嘴吹奏的琴，如口琴；有拉奏的琴，如小提琴，就连说书用的坠胡也有称坠琴的；有弹拨的琴，如瑶琴、秦琴、柳琴、月琴；有按键的琴，如电子琴、钢琴；有一边儿摁键， 一边儿还得手拉脚踩的手拉风琴或脚踏风琴。这个扬琴，既不可吹，也不能拉；既不是弹的，亦没有按键。她有独特的演奏方式——击打，用竹子削制而成的琴竹（也叫琴箭、琴签）敲击琴弦而发声。怪不得刘宪周老人习惯上说“敲琴”而不是“弹琴”啊。

二十多岁时出于好奇，好学，看见啥乐器都想摸摸、学学，更深入地接近、了解她。当然头一次见到杨琴这个“稀罕物”，便按捺不住好奇心的驱使，手痒痒的，产生了想摸一摸的冲动。但一想到人家把琴看得这样尊贵、庄重，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还是把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怕人家嫌弃我的唐突，怕本已洗得很干净的脏手玷污了琴的高雅和素洁，唉，还是忍住吧。

摸的欲望终止了，可欣赏的欲望仍在作祟，老想用耳朵体验一下美妙琴书的感觉和滋味。于时，便涎下脸来求告刘宪道：“老先生，能弹一段儿让俺们听听吗？”呵呵，尽管是敲琴，习惯上还是说成弹琴啦。

刘宪道老人见说，便收起烟袋锅儿，用手在琴弦上拂了一下，摇了摇头：“琴放的时间长没有弹，倒弦了，好多音都不齐，没法弹。等我拾掇一下，弦调好了再弹吧。”

我有点小失望。刘宪周老先生解释说：“唉，啥叫琴？就是手要勤，不能懒。琴不比其他乐器，定起弦来老麻烦，成晌时间定不准，定准了还会自己落弦。受气候、温度环境条件的影响，弦的松紧就不一样，时不时地需要调整一下。手不勤，就弹不成琴。”

我打量一下琴上一组组、一排排、一根根，长长短短、粗粗细细、高高低低，一时数不清是多少根的琴弦，不由倒抽一口冷气。唉，像俺们的坠胡才三根弦，有时候还不好摆弄呢，何况这么多的弦？要是不勤谨，没经验、没耐心，光定弦也能把人活愁死哈。

我只好作罢，把听琴的瘾暂时刹一刹，退而求其次：“商量个事儿呗，斗胆恳请两位老先生，能不能屈尊光顾书场献艺，让晚辈领略一下琴书的风采和魅力？不知肯不肯赏脸，给个面子？”

刘宪道老人不置可否，刘宪周老先生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可以。就是多年不唱，惹人见笑啦。一会儿让我哥把琴调好，晚上就去献丑一回吧。”

在我们的努力和争取下，终于如愿听到了琴书。和河洛大鼓的演唱方式大致相同，刘宪周老先生归正位，手执八角鼓、小镲（或是铰子）主唱。刘宪道老者坐左侧，一手执手板击节，一手敲琴伴奏。老弟兄俩一弹一唱，配合默契、和谐，让我们沉浸其中，看得目不转睛，听得津津有味。

不记得唱的是什么书段了，当时只感觉琴书舒畅、悠扬、生动、细腻，惟妙惟肖，幽默诙谐，耐听，耐品味儿。可能出于新鲜感吧，较琴书相比，自己说唱的大鼓书相形见绌，黯然失色。一时失去了信心，觉得自己说的书粗略、粗俗，直来直去，乏然无味，甚至变得一文不值了。

听腻了单调的坠胡，猛一听琴声不仅为之一振，耳目一新。刘宪道老先生的琴，敲得相当娴熟、颇见功底。随着琴竹在琴弦上的飞舞、跳跃，便有一串串华丽多彩，精妙绝伦的音符从共鸣箱中逸出。或如山泉叮咚，或如流水潺潺，或如珠落玉盘，或如莺啼燕转……时而深沉醇朴，清幽典雅，意境深远，韵味无穷；时而马蹄嘚嘚，战鼓声声，瑟瑟风声、惊涛拍岸。天地之间，雷鸣电闪，万物之声，尽纳琴中，止不住让人啧啧称羡，拍案叫绝！

偏看说书，最大的收获就是窥见了河洛大鼓的前身，洛阳琴书的影子，有幸欣赏到了正宗的，原汁原味的王屋琴书，不但近距离接触，甚至还同台献艺。可惜当时条件局限，没有录音机，更不可能掏出手机拍下精彩的镜头，加之当时无知，并没有悟出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也没有稍纵即逝的忧患意识，也没有“非遗保护”这一说，以至落下了多年后一想起来就后悔不迭，顿足叹惜的遗憾。当年懵懵懂懂，不了解先辈们的洛阳琴书与南阳大鼓书碰撞，才有了“鼓碰弦”，也就是后来的河洛大鼓这些事儿，所以并不是特别在意和上心。现在不禁感叹：清末民初的鼓书与琴书相碰，擦出了火花，诞生了河洛大鼓，载入史册。时隔八十余载，鼓书与琴书又一次小小的邂逅，什么也没发生，像我们这些底层的，默默无闻的草根艺人，“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小事件，早已被忽略，悄悄地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若不是切身经历和体验过，也不会怀疑现在抢救的所谓“非遗”王屋琴书。明明敲着书鼓，拉着弦子，非要硬说是正宗的琴书，岂不是抢大鼓书的饭碗？让真正的王屋琴书情以何堪？已故的琴书艺人们若九泉有知，又岂能瞑目？如此误导后人，岂不堪忧？唉，不说了，话多有失，杞人忧天，忧之无益。

当然，偏看说书还有一个最俗气，最现实，最上不了口号的收获：临年关回家时，我们徒步几十里，一人背了一捆沉甸甸的竹竿，竹竿头上挂着寻来的竹篮、竹筐等“战利品”。尤其我更囱球，从河北背到了河南。

嗐！

[①] 些时：河洛方言，一些时间，一段时间。

[②] 粮饭：河洛方言里，把做饭用的米、面等称为“粮饭”。

[③] 打窝杆：河洛方言，原指打枪时枪籽没有发出去，窝在枪杆里了，引申为做事失败，不成功。

[④] 不在书：河洛方言，没有这本书，或没有书面依据，书上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