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响西征第一炮-河南曲艺网

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十七

打响西征第一炮

唐僧西天取经路上每过一个城池，需要倒换关文，我们说书西征灵宝则需要倒换证明。吃过第一天的苦头，才知道不去当地衙门换那一张纸，真是寸步难行啊。第二天一早就赶快坐车直奔灵宝县城，一路无话，直接就找到文化局。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同志接待了我们，说明来意，递上了证明。人家接过看了摇了摇头：“你们这证明是新安县文化馆出具的，和文化局不是一个等级，没有资格和我们对接，得是你们县文化局出具证明才行。”

还是不合格？这下我们彻底傻眼了。唉，人都说，不到黄河心不死，这一到黄河，心算死透啦。做生意常说一句话：“货到地头死。”说死也不是真死，好呆还能贱卖，可我们到这可真正的死路一条了。王老师曾夸下海口，胸脯拍得山响，这下蔫了；郭汉老师的本事也伸尽，没了脾气。再回新安县文化局开证明，人家开不开不说，这么远，来回折腾不起啊。如果是男同志，还能多说些好话，死缠烂打地求告一番；人家是女同志，多说无益呀。我们万念俱灰，无奈只好站起身，挑起行李，又有些不甘心地往外走。

这时进来一个四五十岁，头发略显发白，干部模样的中老年人，面貌非常和善，见我们都是一脸的苦逼相，就多问了一句：“你们是干啥的？”

事到这种地步，哪怕有任何的一丝丝点生机和希望都不会轻易放过。见问者态度和蔼，就好像捞着了一根救命稻草，郭汉赶紧摸着递烟，我简要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力争用最能打动人心，最具说服力的语言，最心酸无奈、博人情感的表情，尽可能地把当前的处境、难处、苦衷体现出来。虽然老师们常说我“没嘴葫芦儿”，不会说话，但发现在某些时候，关键时刻，语言表达能力还是比较凑合的。

果然，对方听了有所触动，沉吟了一下：“按政策规定，是不能办理的。可你们大老远来一趟真不容易，不能这样空手回去吧？是这样，这次我们就违犯一下政策，开一下绿灯，把证明给你们换了，有效期三个月。下不为例啊！夏季如果还想来，一定要到县以上的文化部门开证明。听明白没？”

谢天谢地！我们三个就好像遇见了救灾救难的活菩萨一般，几乎异口同声地保证：“下次一定照办！谢谢领导，帮了俺们大忙了啊。”

领导摆摆手：“不用谢，我们文化部门就是为咱们艺人们服务的，能做到的就尽可能地提供方便——小赵，把证明给他们换了吧，有事儿我担着。”

领导说句话，啥事都下架。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这张一波三折，来之不易，戳着红花花公章的证明，不亚于得到“救命丹”、“护身符”一般和激动和兴奋。正应了郭汉老师的生意经：出门办事，别找年轻人，“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还是找上了些年纪的中年人，“半不老人，办事牢稳。”

手捧证明，心生感慨，唉，天下之大，到哪里都有好人哪！像这样的文化部门好领导现在真的不多了，也是我们灵宝说书危难之际，碰到的第一个“贵人”，帮了我们大忙，使我们终于“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得到了一纸“真经”，先试试这个经念起来灵不灵。我们出了县城，来到乡下，也不管这是什么公社，啥大队的，见村就进，找到了支书，递上了证明。

支书验过无误，打量了我们一眼：“就三个人？”听这意思，明显是嫌我们人少了。在灵宝一带人们的认知里，两三个人怎么可能说书？因为在灵宝盛行的无论是灵宝道情，还是锣鼓书，最低都是五六个人，或七八个人，根本没有两三个人一班的。所以支书很是怀疑和好奇，这两仨人能说成书吗？

好奇归好奇，但我们有“尚方宝剑”不容置疑。二话不说，就安排我们在大队部住下，吃饭安排在街道的饭店里。在灵宝，我们品尝到了从小到大，闻所未闻，更别提吃过，洛阳一带从来没有的特色美食——羊肉胡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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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是胡卜？如果理解成羊肉炖胡萝卜，那就大错特错了。说是胡卜，哪有胡萝卜的影子？我们品尝了，觉得很好吃，就留意人家店掌柜是怎样做成的。先是把面团放在鏊子上烙成薄饼，类似于洛阳一带农家常烙的“饼馍”，但比饼馍略厚些，略软些，火色也略轻些，感觉有六七成熟的样子。再切成一缕一缕的窄条儿，下进用鲜羊肉、小磨油、葱花儿、蒜瓣儿等各种调料配成的汤里煮熟，然后就热气腾腾地端了出来。

整个做法有点像新安县家乡常吃的，用饼馍泡在菜汤中的“泡馍”，或叫“擦馍”。但明显不同，新安县做的“擦馍”一般情况下是上顿吃剩下的，已经变硬，变凉，才用菜汤泡热，泡软吃的。人家灵宝的可不是剩馍，是专门用来做胡卜用的。再说，胡卜远比新安县的“擦馍”吃起来有味儿，嚼起来筋道，不一样的口感哈。

来一碗好吃又实惠的胡卜，填饱了肚子，精神头儿也壮了起来，两日来的奔波劳累，遭遇的各种挫折、不快一扫而光，幸福感和满足感重新回归。回到大队部给我们安排的招待室里，觉得已经成功地驻足了灵宝之行的第一个驿站。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养精蓄锐，准备晚上迎接来灵宝的首场演出，是一炮打响，开门红，还是第一炮打窝杆，来一个“哑炮”？一切都还不好说，总之得提起劲头儿，争取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吧。

傍晚早早在饭店吃罢饭，刚回到住处，高音喇叭里便响起了操着浓厚的灵宝口音，一遍又一遍的通知：“喂——今黑饭吃毕，都到文化大院来听东书啦。”嘿，灵宝就是不一样，果然比老家的乡下农村先进。在我们新安县乡下说书时，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唯恐大家不知道，早早地拿着一个小书鼓，在人口最密集处，或最高点儿，站得高，听得远，一遍又一遍地敲，意在通知大家来听说书，谓之“叫人”。这下倒好，大队的大喇叭通知，声音传得又远，听得又清，效果又好，把我们用小鼓叫人的笨办法给替代了。

那个年代，灵宝的农村文化生活，文化设施比我们新安县搞得好。几乎每个大队都有文化大院，内设演出舞台，一个大队级别的文化大院，比我们老家仓头公社老剧院的规模还大，还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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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的文化大院就设在大队部的旁边，等我们到场时，院内灯火辉煌，大队委派的工作人员早已开始布置现场，这阵势不亚于召开群众大会，足见人家生产大队的实力和对说书的重视程度。舞台上灯光、扩音设备一应俱全。两侧悬两个高音喇叭，播放着我们听不惯，也听不懂，但在灵宝极为盛行的蒲剧，间或停下来插播一句“都能听说东书”的通知。

工作人员大概高估了我们的演员阵容，以为像锣鼓书一样，没有十来个，也有七八个人呢，所以舞台上用两张三斗桌拼成一张大桌，围桌三面排满了十来张椅子。好家伙，这场面，这气势，把我们给震住了，至少我自说书以来，没见过这场合。院子里已经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大门口的人群还不断地往院里涌，这人数，没有两三千也差不多。

偌大的舞台，本来是剧团唱戏用的，我们三个说书的往舞台上一站，显得空落落的，感到十分渺小。虽然我也算“人来疯”，不怕场面大，观众多，但这种盛大的场景，还是有点心虚，沉不住气，悄悄地向王老师汇报：“人这样多，舞台这样大，咱能说好书吗？”

王老师察觉到我的胆怯，笑了笑：“看你这点出息？越是这种场合，越要沉着冷静，不能怯场，不能害怕，不能自己先乱了阵脚。越是怕，狼来吓。事大事小，到刚儿[1]就了。”郭汉更是大咧咧地坐下，满不在乎：“这是书场，也不是刑场；这是戏台，也不是断头台。怕球啥哩？戏台再大，人再多，还能把咱吃了？”我心说：呵呵，你们两位老师真是“眼不见，心不乱”，天塌下来也看不见哈。见他们二位在舞台上好像坐在自己家客厅一样悠然自得，跟没事儿人一样，我这当徒弟的还怕啥，丢人抓家伙反正也轮不到徒弟的头上吧？这样一想就释然了。

我不慌不忙地把书鼓支上，打了一个头阵儿，无非是“富贵不断头”、“三击头”之类的。其间二位老师已经把弦定好，接下来，鼓、板、弦配合，来一个“闹台”。两把弦子把《十八板》拉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配合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接下来拉的曲剧慢垛儿听起来有滋有味儿，加上麦克风把声音给扩出去，效果确实不一般。可惜这都是孤芳自赏，自我感觉良好。换作在新安县，早就叫好啦，可这是灵宝一带，人家喜欢的是蒲剧、秦腔、眉胡，对洛阳曲剧似乎不太感冒。对于这段精彩的演奏，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和太大的兴趣，不过也没有不满意的表现。总之，还算说得过去吧。

接下来按班就序、有条不紊地进行，我先垫场，接下来王老师开大书《刘镛下南京》，一切进展得比较顺利。文化大院满满地都是人，大家静静地或坐或站，认真地听，极少有人交头接耳说闲话，拉家常，而影响书场秩序。也极少发现有人中途退场，更没有人故意捣乱，闹场。表面上看，这场书说得似乎很成功，听众也听进去了。但总觉得少了些书场应该有的热闹气氛，少了些说书人与听众之间互动交流，鱼水交融的情感和气氛。书说到该笑的地方没人笑，该悲之处没人悲，听众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漠然置之的样子。“此处应该有掌声”的地方，也不见有人鼓掌；该喝彩叫好的精彩之处，下面听众仍然表情木然，不为所动。正应了一句经典的书词：“唱动人心方为妙，唱不动人心白搭功。”就是书唱得虽好，但没有唱动人心，没有调起观众的胃口和激情，没有唤起说书人与听众之间强烈的共鸣感，没有营造好热烈的书场氛围，没有把听众真正地引入到书情里，“看闲书掉泪，替古人担忧。”所以就没有达到想要的预期效果。是说书人水平不高？也不全是，分析原因如下：

江湖四大门类金、汉、利、团中，戏剧和曲艺源本一家，同属“团”类，说书的有时也称为“说书戏”。在江湖行话中，戏曲人自称为“高台”，而称说书人为“低台”。这种呼呼并非戏曲自以为大，有意贬低或歧视说书行的，其中自有道理。唱戏的规模大，人多，场面恢宏，如果舞台小，就施展不开拳脚，必须在“高台”上演出，有足够的空间，才能发挥最大的优势。说书的人少，规模小，说唱为主，表演为辅，不需要过大的空间，过高的舞台。如果登上高台，反倒显得单调，空落落的。所以说书的生就的只能是“低台”。这就是各地曲艺厅里的曲艺说唱专用舞台为什么没有剧院的舞台高、大、上的原因所在。

唱戏“高台”，说书“低台”，这是根据自身的艺术特性和局限而量身打造的。说书是一种“低台”的艺术，更适合于“地滩儿”。说书人与听书人近距离接触，甚至融为一体。只有近距离接触，才有最大可能地接地气，增进说书人与听书人之间的互动交流，擦出共鸣的情感火花。在某种程度上，说书人亦听书人，听书人亦书中人，达到真正的鱼水交融的最高境界。反之，把说书的搬到“高台”上，就违背了曲艺艺术的发展规律，看似高高在上，却不接地气了。无形中拉开了与听书人之间的距离，疏远了说书人与听书人之间的情感，在彼此之间形成了一层隔膜。这种隔膜使说书人很难与听书人打成一片，把听众引进到书的喜怒哀乐中，从而说唱艺术的感染力就大打折扣。

灵宝只所以有把说书的安排到唱戏用的大舞台上的习惯，也是与当地流行的曲种自身的艺术特性分不开的。灵宝的锣鼓书演员阵容强大，少则五六人，多则十来个。戏曲武场所必备的打击乐锣、鼓、钗、板等，锣鼓书几乎一应俱全，要不怎么叫“锣鼓书”呢。且演员大多都是分角色演唱，而非河洛大鼓的一人多角，跳进跳出的切换。锣鼓书虽系曲艺说唱范畴，却具备戏曲的艺术特色，一班锣鼓书不亚于一个小型剧团，所以在舞台上演出效果很好。而灵宝人口中所说的“东书”河洛大鼓，一没有锣鼓书的演员阵容，二没有锣鼓书武场的强大，三不及锣鼓书的角色分工。只能是小打不闹，上不了台面，经不了大场合啦。

除了舞台不太适应河洛大鼓演唱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就是方言口语的差异也影响了艺术效果。河洛大鼓大部分是用洛阳方言来演绎的，洛阳方言和灵宝方言在发音、语气和表达方式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我们已经习惯操着浓重洛阳新安口音的演唱，并不能被灵宝当地听众完全理解和接受。在新安口语里，生动形象，幽默风趣，滑稽诙谐，足以引人发笑，令人捧腹的语言，在灵宝却吃不开，人家并不感到好笑，达不到应有的喜剧气氛。

当说到刘镛“打太师，铡西宫，连贬三级下南京。”看到南京“远观城门三丈六，近看垛口赛流星”时，王老师开始“挽缋儿[2]”收尾：“刘镛到在南京地，下一回旋风拦骄大街中。才引出石磙把状告，才引出螃蟹把冤申（音‘升’），才引出南京九头案，才引出二龙山被困盐缸中。眼看着就是一场闹，闹他个翻江倒海血染红。也不知下回怎么样，一会儿半会儿难说清，要是瞌睡先回去，不瞌睡，休息一会儿接着听。”骤然打住，第一板书结束了。

休息时间，除必要的如上厕所，送屎尿等关紧事儿一定要办之外，大家基本站着没动。听众不流失，按行话，说明书已经“入缋[3]”了。我们悬着的心总算有一点落地，但第一场演出非常重要，是闯招牌，打门事儿[4]的，不敢有丝毫地懈怠。稍作休息，点一根烟，猛吸几下，喝两口热茶，清了清嗓子，敲两下书鼓，第二板书就开始了。

第二板书从刘镛入住江宁府开始，一直说到圣人庙荐香[5]，回来遇上旋风拦骄，什么拐弯风，扭劲儿风，转圈儿风……，把个孟义、高升弄了个迷三倒四。正闹得不可开交，听众欲罢不能的关键处，时间差不多了，王老师又开始“锁口儿[6]”：“这一回旋风拦骄告一状，下回书引出淫妇许翠萍。也不知究竟怎么样，一言得罪众明公，今晚上时候已不早，把俺累得可不轻，打打钢板停了吧，各自回家讨安宁。”

说到此处刹住板，王老师习惯性地把鼓取下，放在桌子上，将鼓架儿翻转过来，倒扣在书鼓上，意思是不再说了，该撒书啦。

这个习惯性动作是按照洛阳一带说书行的规矩来的。在洛阳一带的大部分地区，无论是说书行内人士，还是听说书的观众，都了解不知从何时何地形成和流行下来的，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头板长，二板短，三板起来吸袋烟。”。啥意思呢？说（书）一晚上称为一场书，一场书大约两个半钟头，时间长点、短些无所谓，反正又不是演电影，胶卷完了就不能再往下放了；也不是唱戏，唱完了就没啥可唱啦。说书不然，只要大家想听，多说一些，少说一些都没有关系，“气力是奴才，歇歇就回来。”一场书一般分为三个段落，一个段落称为“一板”。第一板书时间较长，一个小时多点儿；第二板相对较短，一个小时欠些；第三板书更短，说是吸袋烟功夫，只是打个比方，一般也得半个小时左右吧。第一板书结束时，说书人会告知观众，不想听了可以回去，感兴趣的不要走，往下还有呢。第二板书结束时，说书人就会客套一番，说，时候不早啦，大家都散了吧。然后象征性地取下鼓，把鼓架儿翻过来，意思是结束了。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说书人真心不想再往下说了，而是虚张声势，假使劲儿，只拉弓，不放箭，装模作样地做作一番，收拾家伙等待着听众的挽留。

为啥要多此一举，何必要拉弓呢？一来可以试探下听众对自己说书艺术的认知度和喜欢度。一般情况下，会有听众起来热情地挽留：“别急着装家伙呀，说得听着老美啊，再来一板儿！”说明书说得很成功，大家很喜欢。这时候说书人就会借坡下驴，趁势把鼓架儿再翻过来，把鼓放好：“既然老少爷们想听，那就再送一板儿。”这样一来，皆大欢喜。一方面说书人的劳动成果得到大家的认可和赞同，就是多付出一点力气和汗水，也是心甘情愿，心情舒畅的。另一方面听众也感受到说书人不难说话，给足了大家的面子，达到了众人的满意。最终高高兴兴而来，开开心心而归。

但是，事物都是一分为二，正反两方面的。如果说书人把鼓翻过来不说了，下面听众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挽留，让说书人继续，而是一哄而散，或一个个悄悄地溜走了。谓之弓拉断了，箭放脱了。说明书说得失败，不受欢迎，没能吸引住听众，大家不愿意多听，也不想挽留。这时说书人就会处于尴尬的境地，让人下不来台。一般类似情况，第二天必定是老和尚卷铺盖——离庙。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形，就是书说得可以，听众强烈要求再送一板，但说书人太不近人情，一句都不想多说，一点面子都不给大家，坚持收场，最后导致听众愤然离去。让听众生气，说书人必定也下不来台，双方闹得很不愉快，当然书也说到头了，明天是不可能再续了。

以上说的这些规矩，都是我们在新安一代行艺的切身体会，是世代积累下来的经验，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说书积习。但东边庙里的经，到西边的寺中念着不灵了。新安县的规矩，灵宝不吃这一套。当第二板书结束，王老师习惯性地把鼓架儿翻过来时，令人尴尬的一幕发生了。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等着下面的听众挽留：“再来一板！”。台下那么多的观众，没有一个人提出让说书人再说一段儿的要求，而是略微迟疑了一会儿，便转身纷纷涌向大门口，四下散去。

眼睁睁地看着观众离去，我的情绪从巅峰一下子跌落谷底，心顿时凉了半截！正应了一句鼓词儿“热身子掉到冷水坑”，挖凉挖凉的。看人走得差不多了，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悄悄地说：“王老师，收起来吧？听家儿都走了。”

王老师难以置信：“咋会都跑了呢？不应该呀，正说着不是没人离场吗？”

郭汉顺手抹了一下络腮胡：“这去求啦，饭碗又要掂了。收吧，明天该打发咱们离店了。”

正当我们垂头丧气，灰头土脸地收拾家伙时，院子里还没有离去，或者还没来得及走的十几个听众围上了舞台。其中有一个五六十岁的老者开腔啦：“你家（灵宝方言促读‘niā’）这说东书哩，说得不赖，俺可想听，就是说得太短啦。就不能多说一会儿？”

王老师一脸委屈地苦笑：“老先生，不是俺们不想多说，是你们不想多听，都起来走啦，俺们给谁说去？”

还没等老者开口，其它几个年轻人抢着说：“你家不说啦，鼓都收啦，人家不走还站在干啥？”

说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是咋回事了。王老师笑着解释：“哎呀，主要怨俺们。忽视了咱这和俺们那里说书的规矩不一样，造成了误会，真是对不住了。”

把话说透了，误会也消除了。王老师笑着保证，以后一定得注意点，再不敢轻言“听众回家讨安宁”，也不敢随便假使劲翻鼓架儿了。郭汉老师总是善于不失时机地拉家常，套近乎，很虚心地征求听众意见：“爷们，俺们说这书能听懂吗？”

老汉点点头：“能听懂，听着可有意思。”

郭汉又问年轻人：“弟们，听俺们的东书能听进去不能？”

几个小伙争着回答：“当然能听进去啦，可美，就是听着正有劲儿哩不说啦，就不能多说点儿？”

老者说：“其实还是东书的大本头有听头儿，不像锣鼓书，说一黑儿，净一段一段的，还没听呢，完啦。说的功夫没有敲锣打鼓的多，叮叮咣咣的，没有一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