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西遭困逢老乡

拿到了文化馆出具的演出证明，王老师就像拿到了皇王圣旨、天子宝剑一样兴奋，自信凭此法宝，此次征西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于是就张罗着去火车站买票，赶早不赶晚，能早点启程就不拖延。好像去得晚了，生意会被别人抢走似的。

火车站的路上，郭汉充满疑问：“老哥，你听谁说西边说书中，可靠不可靠？出远门儿可不比在家门口，可别‘听说生意跑折腿’，万一到那要是不中，又搭盘缠，又贴车费，‘偷鸡不成蚀把米’，到时候可就亏大了，伙计。”

郭汉老师的疑问也正是我想说的，可我不敢说。不是不想问，而是当徒弟没有资格问。学徒的规矩就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儿，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别问，不该操心的别瞎心，不该做的别做，不该出头的别瞎逞能。弄不好轻则吃没趣，办你丢人，趁你个“老长脸儿”；重则青头绿菜瓜地数落一顿，让你下不来台。有时好奇心过强，急着问咋办？很简单两个字：“鳖住”。

郭汉是伙计份儿，关于下一步路咋走，生意咋做，人家有话语权和知情权。俺老师再强势，也不敢怼人家。

王老师笑笑：“放心吧，没有把握，捕风捉影的事儿我会敢叫你们去？”接着就说起来去西边说书的因由：

三门峡位于豫西边陲，虽系河南所辖，但亦豫、陕、晋三省交界之地，且有驰名中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神门、鬼门、人门” 。黄河流经三门峡，沉淀下厚重的文化底蕴，也沉淀下已逾千年历史的民间曲艺艺术——锣鼓书。“锣鼓书”历史之悠久，流行地域之广，影响之深远是河南其它民间说唱艺术所不及的。她既秉秦风、又承晋文，融河洛文化为一体。既具陕西秦腔的高亢明亮，又有山西眉户的委婉悠长，形成独特的演唱风格。广泛流传于三门峡地域、豫西南一带，以及山西的平陆、芮城、夏县等。锣鼓书为坐唱形式，其主要演奏乐器为四股弦，所以也称其为“四股弦书”，演唱时有锣、鼓伴奏击节而得名，所以民间一直被称为“锣鼓书”。

锣鼓书一度在三门峡一带吃得开，叫得响，深深地植根于民间，为普通百姓所接纳。以至“抵御”得河南境内的河南坠子、河洛大鼓等其它所谓的“东路书”不能“入侵”其领地。偶有外来曲种侵入，受锣鼓书强大的影响力，很难长远地站稳脚跟，与锣鼓书抗衡。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锣鼓书风生水起、辉煌鼎盛之时，出了一个惊心动魄、轰动全省甚至全国曲艺圈儿的大事件，让锣鼓书，包括三门峡地域内其它的说唱艺术一时陷入被动的绝境。

听王老师介绍，大概七几年的事儿。有一班在当地最出名，最有影响力的锣鼓书艺人在三门峡陕县的一个村庄说书。撒罢书后，一班八个人中，有一人离家近，回家住宿，其余七个人被安排在大队部的一间集体宿舍内。时值严冬，比较寒冷，房间内生了一炉熊熊燃烧的炭火来取暖。惨剧就这样发生了！等到天明，被派管饭的社员等到八点多不见说书人来吃饭，就去大队部叫，喊了半天没动静，破门而入一看，七个人全部中煤毒遇难，无一幸免！

王老师说到此处，我们唏嘘不已，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毕竟人不亲行亲啊。郭汉老师叹道：“出了恁大的事儿，吓死人哪，往后谁还敢说书呀？就这你还哭着喊着往西边去，到那有人说书没？”

王老师笑笑，接着往下续：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茶余饭后，提起说书煤气中毒的话题，心有余悸，谈“书”色变，成了惊弓之鸟。曾经热热闹闹，红红火火，门庭若市的锣鼓书一时间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倍受冷落，少人问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你想，好端端的一班说书的，活生生的七个人啊，一夜之间，说没就没了。人们长时间没法从这个阴影中摆脱出来，唉，说场书说出了七条人命，谁还敢再说书！不但说书人吓得不敢说，请书人也不敢请，生死大如天，没人敢担这个担儿啊。

另一方面，七个遇难者都是三门峡一带锣鼓书中的精英，佼佼者。他们的离去，致使锣鼓书元气大伤，久久不能复原。再难组建一个如此强悍的班子。外地锣鼓书艺人受制于政策性、地域性的局限，一时无法填补进来，造成了当地锣鼓书艺术力量的欠缺和空白。

自此事件之后，不只是锣鼓书一度消沉，走向没落，三门峡一带第二大曲种——道情也受极大影响，没人敢说，没人敢请。进而涉及整个曲艺届都不景气，笼罩在一片阴影里，萎靡不振。长此以往，不利于曲艺的繁荣和发展啊。那个年代，文化生活落后，曲艺撑起文化艺术一片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被整个社会所重视的。先不论说书人着急，听书人着急，关键是政府和文化部门也坐不住了啊。民间文化的瑰宝在他们这一届政府手里衰败，消失，与上、与下都不好交待啊。那个年代的文化部门是有文化情结和责任心的，不像现在应付差事，走马观花，应景做秀，拿钱不办事儿。经文化部门和政府慎重研究，出台了一项繁荣、振兴、恢复地方性曲艺演出的利好政策，制订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和地方性法规，在全地区下发红头文件，让各县区农村贯彻执行。

文件规定：所有具备演出资质的曲艺人员，不限曲种，不限地域，均可凭借三门峡地区文化局出具的演出介绍信到农村各公社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进行巡回演出。各生产大队不得以任何原因，任何理由和借口予以拒绝。每个大队至少演出一场，确因特殊情形不能履行，须支付艺人不低于一场演出的费用。

政策一出，立即引起不小的轰动效应，一度死气沉沉的曲艺届顿时活跃起来。一纸文件，把民间曲艺说唱艺术从濒临崩溃的边沿给拉了回来，起死回生。不但本地艺人踊跃响应，外地说书的也凭借这股东风，纷纷涌进。三门峡的曲艺迅速地繁荣和发展起来。

说到这里，终于弄明白王老师满腔的热心、信心和决心要征西的原因和底气了，也让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但郭汉还是泼了一些冷水：“老哥，‘三里没真信儿’，何况三门峡离咱这一二百里地？不知道是真是假。万一咱跑去了，没有这回事儿，钱也花了，路费也扔了。可不是在咱家门口哩，不合适，跳起腿可回家啦。恁远哩，困住回不来咋弄哩？”

王老师嘲笑道：“汉儿，平时你统憨胆大哩，现在胆叫狗吃啦？前怕狼，后怕虎的，啥球事儿也弄不成！实话给你说吧，前两三年我和俺老师去过三门峡的交口、张茅一带说过书，和当地的一个干家儿搭过班。凭借人家的证明，下乡演出，到哪个大队硬门事儿，不说也得说，再不然直接给钱走人。记得最多一天收过六个大队的钱，却没有给人家说书。不是我亲身经历，有十分把握，敢带着你们去！害怕了不要紧，来回盘缠我拿，不叫你们赔，啥样儿？”

一通话怼得郭汉眼翻了翻，络腮胡子动了动，没话可说。都说到这份上了，还有啥可怕的？一心出正，买票去！

年虽过，春运却还处于返程高峰。人们经过春节的短暂团聚，等不及年味散尽，为了生存，便辞别亲情的温馨，像出笼的鸟，离巢的雁，纷纷飞向远方。新安县火车站看似非常宽敞的候车大厅里仍然显得拥挤不堪，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好不容易在几排长椅中找到勉强可以挤两个人的位置，安置他俩坐下，行李抱在他们腿上，然后急忙排在一队长龙后面等着买票。挨了两上多小时，才轮到窗口，一问，最早的票也是夜里十点。老师交待过，再晚也得买。等拿到了三张通行证，终于松了口气，接下来就是难熬地，漫长地等待。憋闷得难受还不敢随便乱跑，害怕一挪窝，仅有的立锥之地也会被侵占。

等车的几个小时如同等了几年，王老师不断地拿出黄河牌收音机，放在耳朵上听时间。这是他们失目人独特的掌握时间方式。那时候手表是奢侈品，大部分人买不起。再说他们戴表也是摆设，自己看不见啊。但看不见会听，收音机听得太多了，随便打开调出一个波段便能听出是哪个电台，播的是哪档栏目，进行到什么地方了。从栏目播出的进度便能准确地判断出当前时间，这一点儿连我这个大睁眼的也自愧不如。

终于等到了车站喇叭里女广播员甜美的声音：“旅客同志们，某某某次列车就要到站啦，请乘车的旅客携带好自己的行李和随身物品，准备检票上车。”话未落点，人群便潮水般地涌向检票口，车票上被挨了一刀后，立即又变成涓涓细流，有序地流向站台。

说出来不怕笑话，长这么大头一次接触火车，既紧张又期待。小时候只在电影《铁道游击队》里见过，镜头一闪，巨龙般地呼啸而过。家里只有二哥出门多，见识广，坐过火车。吹嘘跑得如何地快，就老远带着一股飓风，离得近到跟前能把人扑倒。现在看来，并没有他说的那样惊险、可怕。在站台上人们不断地翘首以盼中，听见东边一声沉沉的低吼，接着又是粗重的喘气之声，才看见一列火车慢吞吞地拖着疲惫的身躯，“踢踏、踢踏”地奔了过来，大大咧咧地缓缓停下，极不情愿地打开车门，像张开的臂膀，来接纳扑入他怀抱的旅客。

我领着两个盲人，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拖泥带水，又拉又拽，奋不顾身，争先恐后地往车门里边塞，唯恐被火车给甩了。好不容易挤上了车，倒抽一口冷气。车厢里早已人满为患，过道里、车厢交接处、茶水间，甚至厕所里都装满了人。每往前挪一步，都得挤出一身汗来。且别说买的是站票，就是想买坐票也办不到啊，哪里还有座位？找了半天，才好歹在一角落勉强找下容身之地。

头一次坐火车，郁闷和压抑替代了新鲜感和兴致感，丝毫没有二哥所说的“坐火车美着哩，可稳当啦，桌上放满满一杯水，火车走着都不会洒。” 的体验感，连容身之地几乎都没有，哪还有心情去留意座位上的旅客前面桌子上的茶水是否会洒出来？只是祈祷快点跑，尽早到目的地，好摆脱这个嘈杂、沉闷的蒸笼，取得自由。

我们坐这一趟是慢车，蜗牛般的速度。你急它不急，慢吞吞的，走走，停停。每十里八里就是一个站，大站五分钟，小站三分钟。起步还没跑两下，下一站就到了。歇一会儿，喘口气，才不慌不忙地赶路。二百来里地，这家伙生生跑了八九个小时，把我们往三门峡站一抛，头也不回地奔正西去了。

我们出了火车站，进了市区，顾不得舟车劳顿，也无暇欣赏三门峡瑰丽的晨景，当然二位老师想看也无法看哈。林立的高楼，琳琅的店铺，来来往往的车水马龙，对我们而言，都是身处之物。更没有兴致去浏览一下举世闻名的三门峡大坝，一门心思地打听市政府在哪道街。等我们摸到市政府文化局的门口，王老师拨开收音机一听，刚好八点，政府部门上班的时间到了。

一下车就赶了过来，没时间，没机会找个地方洗漱一下，除去旅途的疲惫和灰尘。毕竟要去“见官儿”，我们在门口稍做整顿，王老师用五指充当梳子，在头上划拉了两下乱蓬蓬的头发，郭汉老师像猫洗脸一样用手掌在脸上抹了一把，顺便在裤子上拍了两下。这才定了定神，抖了抖精神往大门里进。

那时候的政府部门好像没现在戒备森严，没有门卫盘诘登记，长驱直入。只是往办公楼进的时候，碰到进进出出上班的白领，人们都用惊疑的目光打量着这三个不速之客，说是行艺之人吧，挑着大包小包的，倒好像是逃荒避难似的。瞅得我们相形见绌，仿佛矮了一截儿。事已至此，管他哩，硬着头皮上楼吧。

二楼的文化局办公室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和我们一路风霜，蓬头垢面的狼狈显得格格不入。但人家好像并没有嫌弃，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领导接待了我们，很客气地让坐到办公桌对面的一排长椅上，认真地听完我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明了来意，然后接住我递过去的证明看了一眼，摊了摊手，一副为难的样子：“不好意思，你们这手续不合乎程序，没法办理。”

我忙问原因，对方耐心地解释：“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只有同级文化部门才能相互对接。我们是地市级，你们只有到洛阳地区文化局出具证明才行。这张证明是县级的，不对等，所以我们办不了。”

我无言以对，看了看王老师。王老师似乎觉察到了，连忙站了起来：“这规矩俺们也不懂啊。你看大老远的，来都来了，能不能照顾一下，抬抬手让俺们过去？”

对方无奈地摇摇头：“非常体谅出门在外的不容易，能通融就尽量通融了。但这是上面的规定，我们也不敢违犯啊。一旦追究下来，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都有难处，也请理解一下。”

人家态度诚恳，王老师也没了主意。在这种场合，郭汉老师的粗话，鬼点子统统地派不上用场，只是眉头微微皱了皱，络腮胡收了收，没话可说。

对方看我们为难的样子，也有些于心不忍，就指了一条路：“是这样吧，你们到西边的灵宝去看看。灵宝比较偏远，市里鞭长莫及，管理不是太严格。县级跟县级是对等的，看能不能给出个证明。这次实在对不住了。”

话说到这份上了，只好起身告辞。人家亲自送出办公室，指了指汽车站的方向，并告诉坐哪一路车等等。事儿虽然没办成，临走还得说声“谢谢”。

再次行走在繁华喧嚣的闹市，脚踩生地，眼观生人，倍感孤独和无助。王老师没有了刚来时的底气和信心，变得一筹莫展，举棋不定，反过来问我们：“这咋弄哩？”

郭汉老师反倒是异常的沉着冷静，他没有嘲笑和埋怨王老师一个字，把脚一跺，当即立断，还能拽两句文词儿：“既来之，则安之。来都来啦，开弓没有回头箭，该咋弄就咋弄！活人不能叫尿憋死，车到山前必有路。人家不是说啦，灵宝中。那咱就怼到灵宝去！人都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咱这是‘不上灵宝不甘心’。走，上车站坐车！”

坐在开往灵宝公共汽车上的人不多，我们得以选了个靠窗的位置，比坐火车舒服多了。不仅可以感受窗外迎面扑来的清新，我还可以饱览一望无际的田野，不远处郁郁葱葱的青山，倍感惬意。尽管前面的路很渺茫，充满未知数，但不去考虑恁多，放松一会儿说一会儿，享受一刻是一刻吧。

路旁的小杨树点着头向我们扑来，又立即擦身而过，倒向了车后。望不到边的一大片果林映入眼帘，虽光秃秃地没有枝叶，但还是一眼便能辨认出来是枣树。灵宝大枣历史悠久，驰名中外。忽然记起早就听过“灵宝大枣没有核（胡）儿”的传说，听说而已，今日终于亲见。真的没有核儿吗？可惜来得不是时候，不能亲自摘一个尝尝，以辩真假。悠然想起作家曹靖华赞灵宝大枣的诗：“顽猴探头树枝间，蟠桃哪有灵枣鲜。”不仅醒悟，在家中人们常说的“灵枣”，原来指的就是“灵宝的枣”啊。

自言自语，脱口而出的“灵枣”，引起了郭汉的警觉：“是不是到灵宝地面了？”还没等我回答，车上便有人搭腔：“是呀，这里是大王公社，灵宝大王的枣最出名。”

郭汉老师立即站了起来，朝前面喊道：“师傅，停车叫俺们下去。”

司机好心提醒：“还没到站，不该哈（下）哩。”方言口语不同，灵宝人说“下”不念“xià”,而是念“hà”。

郭汉说：“不坐了，俺们下。”

司机将车靠边停稳，打发我们下了车。我疑惑不解：“郭老师，才刚进灵宝地界，离县城还远着哩，急着下车干啥？”

郭汉老师说：“干咱们这一行，不能光坐车，车上跑不出生意来。看看哪个村近，先进村联系一下试试。”

王老师苦笑一下：“怕是不中。这地方我托底儿，没有证明，没有人会接待咱的。”

郭汉不服气：“谁说咱没证明，你口袋里揣的是啥？”

王老师笑笑：“咱新安县的证明不换成当地的，人家不买账。”

郭汉仍然不服气：“不试试，咋知道管用不管用，万一管用了呢？”

王老师觉得有点理亏，服软，不敢硬跟郭汉抬杠，也心存幻想，万一侥幸可以呢？赶紧附和：“中，听你的，进村试试。”

不试不服气，一试泄了气。果不其然，当我们进了村，又是打听，又是跑腿，费了好大周折，才见到第一把手——大队支部书记。当我们说，是搞曲艺宣传的，来大队演出。支书用怀疑的目光扫了我们一遍，然后问：“说‘东书’的？”三门峡一带习惯上对从东边过来的说书人，不分河南坠子，还是大鼓书，统称为“东书”，意为东边过来的（说）书。

支书又问：“东边哪的？”

我赶紧回答：“新安县的。”

“有证明没？”

我赶紧从王老师手中接过证明递了过去。支书只看了一眼，便扔了过来：“去去去，拿个外地证明糊弄谁哩。”

我连忙解释：“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初来乍到，还没来得及到县里换证明呢。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安排我们演出一晚，明天一早就去办手续？”

支书摇摇头：“不行，先去办手续吧，证明办好了，早晚来找我都行。没证明，说破天也不敢接待你们。”

王老师和郭汉老师还想上前去说点什么，还没等张口，人家转身已经走远了，只好悻悻离去。

初战告败，碰了一鼻子灰。郭汉老师还不服气，嫌我不会说话，换个村让他试试。本来考虑到了外地，恐怕口语不同，老师他们的新安县方言听不懂，才迫使我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进行交流的。但既然郭老师看不中，只好退后让贤，落个省心。

一连跑了几个大队，过程不同，结果都一样，外甥打灯笼——照旧。证明是当头炮，没有免谈。郭汉老师的一套生意经适应不了这里的水土，完全作废；平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套儿江湖话：“没君子不养艺人。”“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谁出门也没带着锅。”“就是要饭的到你门上也得打发打发。”“今天要饭拐棍靠到你门上了，讹也得讹住你！”等等，在新安县百试百爽，在这里不好使，人家不买你的账，不吃这一套儿。任你嘴皮磨破儿，就一个字“不”。

折腾了大半天，跑得筋疲力尽，说得口干舌燥，吐沫星费了半碗，换来一肚子的不爽。郭汉“扑嗵”往地下一蹾，彻底地没了脾气。但还不能散劲儿啊，眼看天快黑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先不提说书，晚上得找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呀。大冷的天，总不能饿着肚子，在撂天野地过夜吧？

我们尝试进村，看能不能找到好心人家，肯容纳我们落脚，吃住一晚，但太难。地域不同，民风也不一样。灵宝一带是生意人常说的“混熟不混生”，对不托底细，外来的陌生人存有极强的戒备心和排他性。一点也不比我们家乡的民风淳厚。新安县后山一带的乡下农村，不管是收鸡、收兔、卖膏药，还是张箩、定秤、箍漏锅，只要是吃饭时候，生意人摸到门口了，不管认识不认识，不等开口，都会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了出来。赶到天黑走不了，好歹会找个地方让住下来。灵宝就不同了，防外来人强似防贼。好像我们身上带着瘟疫，唯恐沾住甩不离似的。每问一人，不是摇摇头，就是摆摆手，听不懂似的躲开；每到一家，大老远看见来人，赶紧把大门闩住，或是大黄狗把守门口，“汪、汪、汪”地狂吠，不友好地怒目而视，使我们不敢靠近半步。好不容易逮着一人，说不上两句话，便想开溜。尽管我们再三强调不是坏人，但人家说，好人坏人脸上也没有漆字呀，咋能看出来？

三人行走在乡间小道，像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残兵败将，失魂落魄。心绪随着渐渐西坠的红日而下沉。晚间的风袭来阵阵寒意，让人身冷、心寒，不由得裹紧了身上的棉衣，更显得猥琐和狼狈。现在才深深体会到老年人常说的“出门人难”，想不到出远门更不是一般地难。

不到正月十五，年味还未散去，偶尔还响起一两处清脆的炮竹声。不远处的村庄里，各家各户一缕缕的炊烟袅袅升起，伴随着炊烟溢出来的阵阵饭香被风吹得四处飘散，引诱似的直往鼻子里钻，不断地勾起食欲，挑战饥饿的底线。这才想起，只顾为生计奔波，已经一天水米未沾了。此时此刻，讲不起大鱼大肉地大快朵颐，哪怕有一碗热汤，润一下饥肠辘辘，嚼一口干馍，慰问一下腹内空空，该是多么幸福惬意的享受！然而这一切似乎都已成为奢望。

目前处境，说书不说书是小事儿，挣钱不挣钱是次要，吃和住倒成了最重要，最严峻的头等大事。漫无目的地顺着大路往前摸，今晚上吃在哪里，住在哪里，心里还没一点底儿。

前面路边好像是一个机砖厂，好大的一片场地，堆放着整整齐齐的红色砖顶，另一边垛满了一排排，一架架未来得及烧的砖坯儿，靠后面冒着青烟的肯定是砖窑了。

饭都吃不上了，睡觉的地方还没着落，哪有心思打量这些？只顾往前走，懒得往砖窑多描上一眼。想不到这时，有一个声音从砖厂传出：“哎，说书哩不是？快过来。”

这一声如久旱逢甘露，无疑于天使的声音！天哪，终于有人主动找着问说书人了。只要有人问，就有希望。我们立即振作起来，循声望去，才发现进去砖厂大门左侧有几间简易工棚，工棚前有几个工人蹲在一起吃饭。显然说话声源于此处。见一头头模样的，一手端着碗，一手拿着馍，正向这边招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时不去，更待何时？我们象捞着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朝大门奔去。

头头儿见我们进来，一边吩咐手下：“给他们舀饭去！”一边招呼我们席地而坐，问道，“哪里的，说书哩？”

郭汉的答复总是显得那么近乎：“洛阳新安县的。哎，老哥，听你的口音咋这样熟哩？不像当地人，好像咱们是一块的呀。”

头头爽朗地一笑：“真让你说对了，咱们是老乡呀！”

“老乡，真的？”我们又惊又喜，“你也是洛阳人？”

“洛阳？哈哈，远啦。我也是新安县的，正儿八经老乡。”

“啊，新安县哪里的？”郭汉越发感兴趣了。

“真（正）村的，你们呢？”

“我五头，他俩仓头。正村俺们可熟啦，好多亲戚来往呢。真是越说越近了。”王老师抢着回答。

郭汉激动得都想落泪：“还是老乡亲，老乡近啊！俺们今天刚来就困住了，要不是遇见老乡，今夜吃住都没有着落。”

老乡哈哈大笑：“第一眼看见，心里就有一种预感，肯定是老乡！因为看到你们的装备，背的弦子和鼓，就知道不是当地的说书哩，也不是豫东的，肯定是洛阳的，就赶紧招呼你们过来。一搭腔说话，一听口音，就知道是新安县人。老家来人啦，咋能坐视不管呢？”

王老师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着客气话：“老乡，俺们摸来给你添麻烦了。”

“说哪里话？见外了啊。放心，既然摸到门上了，没好有赖[①]，有我吃的一口，就有你们的一口。住的嘛，我们挤挤，也得腾出地方叫你们住下。谁叫咱是老乡哩？”

说着话的功夫，饭菜端了过来。没有桌子，圈地为桌；没有凳子，盘地作凳。简简单单的馍菜汤，却吃得顺心舒畅，洋溢在温馨融洽的气氛里。

听着他们开心愉快聊天，心生诸多感慨。想起了人们常说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俗语，更加理解了 “老乡”这两个字眼儿深层的内涵和沉甸甸的分量。在外县，碰见本县人，不论认识不认识，都是老乡；在外省，邂逅本省人，皆为老乡；在国外，碰到华人，更是老乡。一句老乡，陡然把距离拉近，把情感交融……

交谈中，老乡听了我们今天的遭遇，笑着说：“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儿。来灵宝混了十来年啦，你们今天受的罪，吃的苦我刚来时也经历过，深有感触。灵宝既好混，也难混。万事开头难，头三脚难踢。你们也看到了，灵宝人认熟不认生，对陌生人很难打交道。可一旦熟识了，灵宝人最直爽，最讲义气和诚信，等你们以后混熟就知道了。明天赶紧去换手续吧，有了证明，人家才能相信和接纳你们。”

这一夜，我们和老板、工友们挤在大通铺上，谈了许多，谈得很投机。次日清晨打发我们吃罢饭，才依依不舍地告辞。换证明能否顺利？前面的路还很艰辛，但老乡给了我们坚定走下去的勇气和信念。

这是我们西征第一天遭遇的窘境和挫折，是正村老乡在我们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形下，及时地伸手拉了一把。患难之交，终生难忘。遗憾的是，我们竟没能问清楚老乡的名字和具体地址。以至自那次一别，再无见面机会。唉，说书跑江湖人可能经历的好人太多太多，却大多没有能力或机会回报，或者已经报答不过来了。经历太多，就变得有些麻木。但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无法忘怀那个不知姓名的正村老乡，常忆起砖厂那暖暖的地铺，那冒着热气的馍、菜、汤。

[①] 没好有赖：新安方言有时说话比较捷径和省略。“没有好吃的，也有粗茶淡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