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河洛大鼓志（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五十一）-河南曲艺网

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五十一

编纂河洛大鼓志

王金红创建河洛大鼓QQ群的初衷，不仅仅是聚拢河洛大鼓艺人、爱好者，在群里聊天互动，沟通交流。张罗群友见面会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大伙儿在一块吃个饭，拉个家常，互相认识一下。其实她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和计划想通过QQ群和群友见面会来付诸实施，那就是想为河洛大鼓造一本“家谱”。

早在建群之前，金红就和我商量过此事儿。为河洛大鼓界艺人修谱儿的想法，是受义父肖巍为相声续修“家谱”的影响。

说起洛阳的相声名家肖巍，那可是赫赫有名，震震有声。萧巍，艺名明巍，字高山，号拼命三郎。师承两大门派：一派为邱祖龙门（牌）派，系第二十代弟子，师父汪元亮；一派为相声门派,系第八代弟子，师父赵振铎。有着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华山东快书研究会理事、河南省曲艺家协会理事、洛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洛阳市书法家协会会员等名头。作品曲目三百余篇，获国内各种大奖五十余项（次），入选《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曲艺界人名大辞典》等。

家有家谱，行有行谱，不过行谱也称为“家谱”。相声界的“家谱”也就是曲艺行当常说的“谱系表”或“传承谱系图”，说得明白一点相当于行业的“家庭成员档案表”。一份完整的传承谱系记载着曲艺行业内每个行艺人员的师承关系、隶属门派、辈分高低等重要信息。

相声界修造家谱史上已有两次：一次是马三立老先生创修的，见于1985年出版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一次是1995年出版的《中国相声史》上刊登的“相声演员师承关系表”。肖巍之所以要张罗着续修谱，一是因为目前传下来的这两种行业档案，存在有谬误、矛盾和各种争议，急需更正和统一说法。二是早期的家谱因受信息闭塞的局限，多有遗漏。随着相声队伍不断发展壮大，通讯网络日益发达，原来存在的谱系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节奏。三是肖巍在相声行内有一定的声望，且对相声的发展历史，师承关系多有研究，具备续谱的条件和能力。鉴于此，加上肖巍对相声事业的热心和责任感，续修家谱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他的肩上。

金红在洛阳曲艺界很熟，从小又认到肖巍跟前做了干女儿，关系自然更近，平时多有来往。这次相声续谱，肖巍跟金红说：“你们的河洛大鼓也应该有一份‘家谱’呀。有了传承谱系，才能理清来龙去脉，发展衍变。无源不盛，无根不兴。弄清自己从哪来，才能知道应该往哪去。趁现在有些老艺人还健在，赶紧着手吧，再晚就来不及啦。河洛大鼓界我很熟，段界平、王小岳俺们都有过交集，必要的话，我也可以帮你。”

经义父一番撺掇，金红有点动心，想想很有道理。想为河洛大鼓做点什么，这也是很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儿，而且稍纵即逝，时不我待。金红有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于是先找我商量给河洛大鼓写“家谱”的事儿。

其实早在创办网站，写《河洛大鼓》一书之前，已经开始留意，并搜集整理河洛大鼓的源流、传承脉胳及各代传人等相关信息了。并在粗浅研究的基础上，在网站和博客发表过《河洛大鼓传承脉胳》和《河洛大鼓各代艺人简介》，又将这两篇纳入拙著《河洛大鼓》。此后的这些年，一直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这方面的资料掌握了不少，并小有成果。

这些年来，在茫茫的网络海洋里大海捞针般地捕捉相关信息，反复甄选，去伪存真。这些年来，尽可能地接触、走访同行艺人，不厌其烦，刨根问底，抓住稍纵即逝的记忆碎片。这些年来，捕风捉影，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捕风问从何刮起，捉影追影后之形，沿蛛丝理清脉胳，顺马迹追溯其踪。总之，这方面不知出了多少力，流了多少汗，搭了多少闲功夫，做了多少有用功和无用功，连我自己也统计不出来了。

有的说啦：这些本该是那些相关领域的，有资质的专家、学者所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更应是那些领着国家俸禄，拿着固定工资的非遗保护中心的领导者、白领们该做的事儿。天塌有地顶，一个底层草根艺人，咸吃萝卜淡操心，该是你瞎出力、白忙活的事吗？

说得也是。知道本不是自己该管的事儿，可就是生来心贱、手贱，忍不住啊。不去想心痒，不去做手痒。一种对河洛大鼓难以割舍的情结驱使自己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去，而且着了魔，中了毒瘾似的，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这些年来，这种没有回报，不见经济效益的事儿少人问津，都是自己在孤独中负重前行，如今有人加盟，求索路上多了同行者，携手同进，这是天大的求之不得的好事呀！肖魏老师和金红的构想，岂不是我正在做或正想做的事儿？

然而，欣慰的同时，为了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彼此之间合作得更愉快，更持久，更成功。就得先丑后不丑，丑话说前头。就得先泼冷水，把困难摆在前头，是知难激进，还是识难而退，先做抉择。以免虚张声势，虎头蛇尾，半途而废，不了了之，落下笑柄。做这件事儿不是单凭一腔热情，一时心血来潮，就能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锲而不舍的耐心和勇气。从我过往的路，经历的失败，栽过的跟头，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不得不先打一剂预防针，把修续家谱的种种困难摊在金红的面前：

“金红啊，你得先想清楚，为河洛大鼓做家谱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是相当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事先得充分考虑遇到的困难和棘手的事情。首先是河洛大鼓流传地域广，辐射面积大，艺人居住分散。洛阳的偃师、新安、孟津、宜阳、汝阳、嵩县、伊川、栾川，郑州的巩义、荥阳、登封，甚至三门峡的渑池、义马，黄河北的沁阳、温县、孟州、济源等。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艺人，逐个采访，摸底排查，统计整理起来工作量可是相当巨大啊。”

“呵呵，吕老师放心，这些我们已经考虑到了。河洛大鼓涉及四市（洛阳市、郑州市、三门峡市、济源市）十几个县，无以数计的艺人。如果一两个人去跑这事儿，恐怕累死也忙不过来。既然打算做这事儿，就不是你我一两个人的事儿，是大家的事儿，是河洛大鼓的事儿。咱们就得发动大伙儿，携起手来，群策群力，众志成城，众人拾些火焰高，共同打造一份咱河洛大鼓人自己的家谱。咱就以河洛大鼓QQ群为平台，召集、组织河洛大鼓艺人中有热心，有责任心，有传承意识，有能力的老师们行动起来，共同参与搜集和整理家谱资料，各自分工，相互合作，然后汇总成篇。比如——这是咱私下商量的嘛：可以让肖巍伯负责洛阳这一块儿，张怀生老师负责偃师，尚继业老师负责巩义，潘红团老师负责汝阳。小党（党俊乐）、（朱）继鹏年轻，活动能力强，就让他俩负责洛阳南面的宜阳、嵩县、栾川等地。我负责郑州，你嘛，多受点劳儿，负责你老家新安县，再捎带着焦作的温孟滩，还有沁阳和济源。”

哈哈，看来“家谱”的事儿，金红不只是随口一说，也并非是打无准备之仗，而是早已深思熟虑、胸有成竹了。看她规划得头头是道，安排得风雨不透，不得不佩服她的周密细致，但还得继续摆困难：

“你这样安排够周到了，可考虑过河洛大鼓传承谱系的复杂性没有？复杂得剪不断，理还乱，让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整理记录带来很大的难度。”

“啊，是吗？这我还真没考虑过。怎么个复杂法，说说看呗。”

“相声界的师徒传承是否循规蹈矩，乱不乱？隔行如隔山，咱是行外人，不懂不能乱说。但河洛大鼓界的传承谱系混乱得很，争议颇多。河洛大鼓艺人中，有的尊邱祖为先，有的敬三皇为祖，有的以子路为师。这些都是远古的事儿，不考究也罢。可近代的师承机制也很紊乱，谱系之间相互矛盾，彼此抵触，难自圆其说的现象比比皆是。解放前的拜师学艺还比较规范，建国后逐渐淡化，尤其‘文革’间被视为封建礼教被禁忌。后来文化部门举办的曲艺学习班，一人教，数人学，是教师和学员的关系呢，还是算传承意义上的师徒关系？莫衷一是。但凡名家，为纳百家所长，大都不只投拜一个师傅，从而形成了既承于A，又延于B的两支互相交叉的传承谱系，以何为准，不好把握。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洛大鼓国家级传承人陆四辈老师。陆家和你们王家一样，都是有名的大鼓世家。陆老师的爷爷陆明智老前辈拜河洛大鼓第一代艺人李富路为师，是不折不扣的河洛大鼓第二代传人，传至第三代陆庚照，到了陆四辈老师那里应该是第四代传人，这没毛病吧？可是陆老师慕名河洛大鼓第二代名家张天倍，就正式拜其门下成为弟子。陆老师口中常常提及，念念不忘的‘俺师父’指的不是自己的父亲陆庚照，而是张天倍。那么问题来了：按陆家大鼓世家来推，陆四辈老师应该是第四代传人。按投师第二代艺人张天倍来说，则提了一个辈分，成了第三代传人。是以门内出身为准，还是以严格的师承为是，难以定论。再如河洛大鼓一代宗师段界平，早先投第三代艺人杨二会老前辈，还跟你爷爷学艺仨月，按辈分推，应该是第四代传人吧。可他后来又磕头跪拜张天倍为师，则成了第三代传人，和老师杨二会平起平坐了。为此你爷爷还兴师问罪，骂他‘欺师灭祖’。名家尚如此，其他的就更乱了。类似情形，不胜枚举。这种交叉传承，一方面促进了各流派之间的交融、借鉴和提高，另一方面增加了传承谱系的争议性、复杂性，给后人的整理、记录和研究带来困惑，陡增难度。”

“哎呀，吕老师，你不说，我还真想不到，河洛大鼓的传承谱系搞起来还有这样多的事哩。可咱怕麻烦，现在不搞，拖得年代越久，越来越说不清楚了，就更加麻缠，解也解不了，抖也抖不开，成了个死结。所以说，咱现在解疙瘩，免得给后人添疑团。是这样吧，咱先依据现在调查结果如实记录整理。遇到有争议的疑点，可在QQ群里广泛征取业内老师们的意见，力求达成共识。必要的话，可以请教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定夺。你看可以吗？”

“嗯，这样做比较稳妥些。还有的就是，河洛大鼓仅有百余年的历史，流传至今最多也不过经历了六七代艺人。其传承谱系相应较为单薄，整理出来的‘家谱’无论如何详尽、完整，充其量只能是一份留存的珍贵资料，难以成书传世。”

“是呀，单纯的家谱都不太长。我见过相声的家谱，不过是信纸写了十几页，当然跟出版一本书相距甚远。吕老师还有其他想法？”

于是，我就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当年撰写《河洛大鼓》一书时，自以为对自己从事的河洛大鼓已经知道得够多，了解得够透彻，掌握的素材够丰富了。虽然该书对河洛大鼓的形成、历史、源流、传承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对其曲目、音乐及演绎方式等内容也有所触及。但局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和环境条件，以当今发展中的眼光来看，这部处女作《河洛大鼓》只能算入门级的“初探”，略显青涩，尚欠成熟。随着这些年知识不断积累，视野不断开阔，接触面更加宽泛，结交认识的同行艺人更多，接二连三不断地发现“新大陆”，不断地颠覆着传统的认知。回头来再去看这本《河洛大鼓》，尚存粗略，有挂一漏百之嫌，由于当时排版原因，甚至还有张冠李戴的失误。但数年过去，木已成舟，书已定局，已经没有补充完善，修正纠错的机会。鉴于此，一个更宏大的构想早在胸中酝酿，那就是编纂一部《河洛大鼓志》。

为一个曲种立志，以专志的体裁来记述民间曲艺河洛大鼓，无论在文学史上，还是曲艺史上，甚至是专业史志领域，都没有先例可循。不得不权衡再三，慎重考虑，自己是否具备编撰志书的能力和条件。

编志书不比写小说，允许虚构，放飞想象的翅膀，想到哪写到哪，信马由缰，任其自由驰骋。志书是严谨的，以事实为依据，一是一，二是二，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水分，更不能瞎编胡侃，信口开河。写专志更不比写专著或学术论文，可以研究、分析、推理，想当然地得出自己的论断或观点儿。志书讲究只述不论，不允许以点带面，以偏概全，不以自己的喜好而左右笔端。总之，编志书远比做小说，写论著要难得多。尽管此前曾主编或参编过《寺上村志》《孟州市移民安置志》，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懂得了志书的一些要领和规范，可单挑大梁，独手成志，来啃这块硬骨头，仍感到底气不足，力不从心。虽蓄谋已久，跃跃欲试，却踌躇不定，迟迟不敢付诸行动。

《河洛大鼓志》内容应该很宽泛，涉及到方方面面。既是立志，传承谱系首当其冲，重中之重。既是单独一份“家谱”单丝不成线，独谱难成书，何不汇溪流归大海，谱志相融成一统？将家谱纳入《河洛大鼓志》，一来没有了传承谱系单薄的烦恼，二来齐心协力，众手成志，壮大了《河洛大鼓志》的编纂力量。可谓相得益彰，何乐而不为呢？

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时，金红十分震惊：“哎呀，吕老师，太了不起啦！我们所想的，你却早已赶在我们前面了，而且谋划更长远，考虑更全面，真是大手笔！能全面系统地记述河洛大鼓的发展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那是再好不过啦。吕老师，就依你的规划，抓紧行动吧。我们全力配合，坚决支持。”

金红采纳了我的建议，统一了意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编纂《河洛大鼓志》就更增加了信心和底气。

金红继续说道：“吕老师，你只管放手去做，我们鼎力相助。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帮忙解决。需要查找相关资料，郑州、洛阳的图书馆、档案室我都有熟人。书稿出来后，审校、出版的事儿也不用愁，我有这方面的朋友。到时候不用你操心，交由我来办理。”

金红的一番话，不只是给我鼓足了劲儿，加足了油，还解决了最终出版的后顾之忧，使我不再含糊，不再犹豫，把心装到肚子里，一心一意，专心致志地投入到《河洛大鼓志》的编撰之中。

编志的事儿，金红之所以暂时没在QQ群公开，是因为她觉得还没找到适宜的时机。之所以没在群友见面会上提及，是因为相关人员没能到场，加之那天时间仓促，大家忙着叙旧，倒把这事儿给忽略了。但“为河洛大鼓书写一份家谱”的事儿让洛阳日报记者杨玉梅通过一篇通讯报道《让河洛大鼓永远唱响在河洛大地》给传播开来，还惊动了洛阳市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的相关领导，并纷纷表示支持。影响如此大，感觉这件事儿已经很难搁置下来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时有瞬息万变。方案既定，还未实施，金红还没来得及通知、召集相关人员具体安排分工事宜，就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故。此次修“家谱”的最早发起人，金红的义父肖巍老师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送进了重症抢救室。这一躺在病床上再没起来，直至不幸离世。可叹一代名家：“壮志未酬身先死，续谱大业靠何人！”相声续谱尚且搁浅，河洛大鼓更无从谈起。作为两家世交，又是干女儿，金红同亲生子女一样奔波于医院之间，忙得心力交瘁，哪还顾及其他？

肖巍老师的故去，对金红的情绪影响很大。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提及编志续谱的事儿，好像根本就没发生过一样。一来她经营着一家传媒公司，还要在单位上班，事儿确实多，忙得无暇顾及；二来义父的去世，似乎让她失去了修谱的信念和精神支柱，把这一切看淡了，漠然处之。当然这第二条是我胡猜测的。总之，编志的事儿，她把底火给烧起来了，却不再加油添柴了；她把我搊[1]上马却扬长而去，让我骑上马下不来鞍了。原踌躇满志，谋划出来的浩浩荡荡编志大军不见哪里去了，一转眼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又是孤家寡人一个，你说这叫什么事呢。

有的说，有啥下不来鞍哩，学会放下，绝对不会有人不依你吧？别人都能放下，可我放不下了。如果能放下，那就不是我了。认定的路，不管别人走不走，反正就要一条道上闯到黑了。于是，单枪匹马，独自启动了《河洛大鼓志》的编纂工程。

这些年自以为积累这方面的资料够多了，掌握的信息够丰富了，可临到用时方恨少。撰写《河洛大鼓志》涉及方方面面，千头万绪，都得一一查证落实。恨分身乏术，瞻前不能顾后，挂一难免漏万。一口吃不了个蒸馍，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在编撰上采取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先分后合的策略。所谓先易后难，就是从掌握得最多，最了解、熟悉，最好写的内容入手，把难啃的骨头放在后面，这样见效快，容易出成果。先简后繁也就是先粗后细，先把梗概框架简单粗略地勾勒出来，然后根据查找到的资料做进一步的细化、打磨。先分后合即每个章节的内容相对独立，各编各的，待完成后再并入总志。大部分章节都不是一气呵成，往往一边查找资料，一边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遇着磕绊，打住了车，就暂且搁置，搞其它的，待障碍清除了再回头继续。就这样，走走看看，写写停停，断断续续，添添去去，修修改改，缝缝补补，《河洛大鼓志》的初稿终于出笼。

有的笑啦，听你这一说，写志也挺轻松，挺顺溜，挺快的嘛。我去！说着容易做着难！说话一笔带过，够我忙活数载。不算此前几年做足的前戏，自2013年初开始着手动笔，至2015底初稿告成，足足超过了一千天，折合几年你们先算算！

三年里，除了必要的生存饭碗要端，余下的所有时间，扎进书稿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书本翻烂，网络踏遍，鼠标更换，键盘磨穿，QQ用爆，话费超限……厌烦时不禁自问，这是何苦，到底图个啥？哪个囟球愿做这出力不讨好的事儿？再一想，染下这个手，做下这缸醋，揽下这破事儿，总不能有始无终，编筐儿不收沿儿，做事不拾底儿吧？每想到此，把一怒摔下的键盘拣起来，让它重新服役；把扔到墙角的电老鼠重新“逮”回，继续为我效劳。

当然，说是独立完成一部《河洛大鼓志》未免有些言过其实，怎么可能呢？怎么可以把别人的付出都归功到自己身上呢？事实上，编撰《河洛大鼓志》并不是闭门造车，关住门一个人在屋里完成的。所有的文字并不是我肚里生出的，来自哪？来自网络，来自参考书籍，来自艺人之口，来自洛阳非遗中心邮箱的相关资料，来自……我只不过是梳理、提炼、排队、归类、组合，去伪存真而已。没有这些来源，哪来的《河洛大鼓志》？其中，电话采访求教过：巩义的尚继业、牛会玲老师，登封的郝总善、马贵民老师，偃师的张怀生、李明治老师，新安的王管子、王新章老师，宜阳的魏要听、王玉功老师，孟津的李小五、杜子京老师……这些都是在本地域比较有影响，有代表性，且对河洛大鼓知道得较多又比较热心的资深同行。他们大多都是有问必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有他们尽可能的帮助，《河洛大鼓志》从何谈起？嵩县的党俊乐，小伙虽然年轻，对本县曲艺界却了如指掌，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汝阳文化馆的潘红团老师，把自己八十年代撰写的汝阳县曲艺志资料无私奉献，让我几乎不动一枪一刀地借用了过来。洋洋《河洛大鼓志》里，同样融入了他们的心血和劳动成果，岂敢独专？

有衣无帽，不成一套儿；有志无序，难成体例。序居全志之首，志书之领，其重要位置不言而喻。序言的分量直接影响着志书的权重。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戏剧曲艺界之元老，河南省原曲艺研究会会长，德高望重的马紫晨先生为本志赐序，直接提升了一个档次。

一切完工，就差最后出版的环节。这才想起，和金红之间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当初说过，审校、出版的事儿交由她。现在该指望、动用她的人际关系来走完最后一步棋了。可能原来没说得太明白。金红说过出版的事儿她办理，是因为认识有出版行业的朋友，出版没问题，但是费用是另外一回事儿。金红说，出版的费用嘛，我回洛阳找找几个朋友，看能不能把钱凑出来。当然，这需要时间和过程。

虽然金红在张罗这事儿，但我不想孤注一掷，打算两手准备，双管齐下。想起当初续谱活动发起时洛阳市非遗中心的赵博主任好像说过，必要时非遗中心会出手相助。如今到了必要的时候了，何不一试？

通过QQ群加了洛阳市非遗中心办公室主任李晓霞的QQ，提及了这事儿。李主任很感兴趣，她说：“我们非遗中心正打算出一本河洛大鼓方面的书哩，你提供的书稿真是及时雨。明天就向领导汇报。”次日报喜：“领导同意了，计划近日邀请你携带书稿来非遗中心一趟，专门召开个座谈会，研究出版的具体事宜。”又过了几个“近日”，却不见回信儿，忍不住发问，李主任这才回复：“哎呀，吕老师，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情况有变。领导说了，现在专项保护资金正在投入河洛大鼓数据库建设，没有多余资金，出书的事儿只能延后，等明年下批资金吧。吕老师，真的对不起！”嘿，一句话，晃啦。过了很长时间，又问：李主任，建的河洛大鼓数据库呢？答：不就是刚上线的那个“河洛大鼓官网”？呵呵，做了多年网站，还不知道网站就是数据库。后来留意到，这个花费数万元建造的所谓河洛大鼓数据库网站存活不到一年，便夭折了。当然这是题外话。

随常龙河洛大鼓演艺公司赴新乡参加河师大非遗月活动，结识了音乐系教授吉莉博士，多有QQ往来交流，谈及《河洛大鼓志》遭遇出版瓶颈。吉莉老师说可以帮忙出版。原来他们学校几个教授、老师评职称晋级需要出版有专著。自己写书费时费力效果还不一定好，借鸡生蛋不失为一条捷径。也就是说，《河洛大鼓志》的所有出版经费她们承担，条件是作者中必须附上出资者的名字。这样，我可以不花一分钱出书，她们可以此满足评职称的要求。可谓各取所需，皆大欢喜。这种事又不是第一次经历，不用说得那么清楚，也心知肚明。这么大的一部《河洛大鼓志》，多出几个作者无可厚非。反正我也不指望这评职称，转让给所需者，也是好事一件嘛。再说有几位高职称的大学美女教授加盟，也无形中增强了书的权威性。无论自己的身价，还是书的身价都有了提升。说起来这部《河洛大鼓志》可不是农民泥腿子写出来的，是专家学者的大作呀！有了第一次出版《河洛大鼓》的教训，这次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多少作者，我都是排在前面为第一作者，这个很重要，也是底线。对方不在乎排名第几，只要作者中出现名字即可。于是，很快达成协议，由吉莉老师联系中州古籍出版社，进入出版程序。

这次出书，好比孕妇生孩子，反正不是第一胎了，远没有首次出版《河洛大鼓》时的兴奋、企盼和急不可耐的焦虑。以平常心视之，顺其自然，瓜熟蒂落，十月怀胎期满，自会呱呱坠地。

这次出书按班就序、顺风顺水，从签合同到选题，再到申请书号，三审三校，最后付印，没有曲折和节外生枝，毫无磕拌。从交付出版到成书，前后只用了半年时间。2016年9月，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河洛大鼓志》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