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协开会群英聚

演艺届有句俗语：“金正月，银二月。”意思是过罢年的正月、二月是说书、唱戏、耍把戏一年中的黄金季节，活儿最多，生意最稠。但我觉得具体到我们说书行并不适合。最起码我从事说书的一二十年里，极少正月里出门说书生意好的。究其原因，一是大正月过年的气氛久久不能散去，初五以前拜节，初六以后“送馍”，待客、串亲尚未完结，唱大戏，闹元宵紧锣密鼓已经开始，闹腾不完，正月已经过去大半了。这期间人们洋溢在节日的喜庆里，穿得光鲜，吃得痛快，玩得开心，闹得尽兴。人们不缺乏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走亲串友，你来我去；喝酒猜枚，打牌下棋；扭扭秧歌，看看大戏；狮子旱船，大鼓铜器……惟独很少有人静下心来听一场说书。有句俗言：“心闲听说书。”说书是听觉的艺术，不及看大戏热闹红火，不如扭秧歌、打大鼓畅快淋漓。如淡雅的清茶，需要静心细品。这似乎与过年热闹、喧嚣的气氛不太吻合，显得不合时宜，微不足道，极易被忽略。二是大过年的，都在享受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亲情，此时舍却节日的祥和安逸，出门说书，奔波劳累，成为他人取乐的工具，恐被人笑话：大年下的出门做生意，钱挣多少能算够？

鉴于以上原因，很少正月初几出门说书的。大都是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以后才从年的人氛围中回过味来，着手筹备出门事宜，但八二年的春节有点破例。早在年内，王新章老师就托人捎信：过罢年破五以前，务必赶到他家聚齐，初六有书说。

这个决定让年过得很仓促，赶在初四以前把亲戚串完，客待完，来不及充分与伙伴们好好聚聚，喝个酒打个牌啥的，更牺牲了去仓头街看大戏、闹元宵节的机会。匆忙收拾行囊，辞别浓浓的年味，与郭汉老师一并赶往王老师家中。

仨月不见，如隔三秋。三人见面，频有久别重逢之感，亲热的不得了。郭汉先是汇报了年内冬季和王河清在望古垛、刘八岭的说书盛况，把王老师羡慕得眼红：“哎呀，不服气汉儿这本事不中！恁好的生意，早知道我也跟你一块去了。”

郭汉取笑：“去球吧！你坐屋里歇着，不动一枪一刀儿，二百块钱到手啦。每天‘子丑寅卯，算着就好；辰巳午未，大吉大利；申酉戌亥，日子不赖。’嘴一张，钱一溜儿，多美哩。”

王老师苦笑：“成天跟五行金、木、水、火、土打交道，没球一点儿意思。吃吃喝喝，睡睡坐坐，屋里出来到院里，院里回去到屋里，感到好像圈到笼子里一般。有时候可着急，还不如出去说书，转转看看，说说笑笑，开开心心哩。”

郭汉笑道：“怪不得急着捎信叫俺们过来，不用说是歇了一冬，没有拉，没有唱，手痒、喉咙痒了吧？急着唱哩。”

王新章笑笑：“不是是啥？几个月不唱，还真有点忍不住哩，再说时间长不见面也怪想你们哩，哈哈。”

郭汉粗话又来了：“你又不是妇女，都是烂鳖男人家，光杆儿对光杆儿，有球啥想？”

说笑了一回，王老师开始谈正事，提及今春的计划和打算：“不是要这么早叫你们来，今年春上的事儿多。明天得去薜村俺老丈人家说三天书，结束后立即赶到县城。因为收到通知，新安县曲艺队开会，初九报到，会期三天。之所以要去参会，主要想弄一张证明。听说灵宝一带说书生意中，书价高，活儿多，但去外地没有演出介绍信或证明不中。”

郭汉故意拿搪[①]：“给你老丈人家说书，俺们去图球哩！要不把你小姨子给俺们说说？”

王老师笑着说：“不欣球吧！就一个小姨子，今年才十二啦，刚上五年级，你敢要不敢？再说给你的媳妇往哪安插哩？”

说笑归说笑，毛捣归毛捣，正事儿归正事儿。及至初六到了薜村王老师的老岳家，见了俺没过门儿的，崭新崭新的“小师娘”，还是得做出一副正正经经，文文明明的样子来。何为“小师娘”？因为师娘比我还小两岁，但爬到高枝上了，再小也是师娘身份，不能乱来哈。

河洛地区风俗，只要没完婚，没娶过门的，都属于新亲戚，女婿也被称为“新女婿”。新女婿穿衣打扮、行为举止都要突出一个新字。郭汉虽爱水嘴，说笑，想和“小师娘”毛捣，但碍于在人家家里，当着父母的面也不得不拘谨、收敛一些。

三天书无话。初九上午，我们早早赶到了县城，找到位于影剧院背后，临近后大路边的新安县文化馆，见了穆馆长，报了到，签了名，交了三天的伙食费，领了餐票。因明天才正式开会，时间还早，无所事事，且文化馆大小也是个衙门，感觉不是我们这些流浪艺人能立站的地方，在哪里碍手碍脚，惹人不耐烦。穆馆长也是个忙人，见我们站在那妨碍人家办公，就说，你们先出去转转吧，今天曲艺厅有说书的在卖票哩，没事儿去看看？借机把我们给支了出来。

出去转转挺好，呆在文化馆就是人家不撵也觉得无趣，去曲艺厅听说书倒是正事儿，非常符合我的意愿，因此充满了期待。

新安县曲艺厅，据《河洛大鼓志》和《新安县文化志》记载如下：

1964年8月，河南省政府拨款800元，新安县政府拨款1000元，回收已停办的县钢铁厂的一批废料，在县城原衙门口以西20米（今府前街东侧）建成一座250余平方米的简易曲艺厅。该曲艺厅坐北向南，砖瓦结构。内设简易舞台，舞台后有幕布，舞台上设书桌、座椅及扩音设施。设十余排长凳，可容纳听众400余人。著名河洛大鼓艺人段界平曾于1965、1976、1982年先后三次在此曲艺厅举办专场演出。新安县河洛大鼓艺人姜治民、郭金华、郭舞子及河南坠子艺人翟现雷等曾在此卖票演出，当时票价一角左右。鼎盛时，场场爆满，座无虚席。1986年，该曲艺厅被拆除。

头一次去新安县曲艺厅，不过很好摸，不用打听，不用问路，满大街都是说书的演出海报（那时还没有“广告”这种说法）：

这些沿街张贴的海报成了很好的路标，指引着我们沿县城大街向东走约五六百米，向北有一条胡同，进胡同约百十米，东侧有一间大房子，门口挂着木牌儿，上书“曲艺厅”三个大字。

还没到门口，便有一人满面含笑，躬身快步地迎了过来，上前拉住王老师和郭汉老师的手：“新章，汉儿，来啦不是？赶快请进！”又冲我点头示意。

失目人耳音都非常管用，有惊人的听音辩识能力。王老师马上就听了出来，此人便是新安县河洛大鼓名艺人郭舞子，立即惊喜地回应：“哎呦，老郭，半年[②]（原来）是你在这演哩？”郭汉老师也不失时机地套近乎：“一家子，来打扰你啦。”

郭舞子赶紧点头哈腰，热情地笑着：“新章，汉儿，打扰啥哩？高兴还来不及哩。这不是过年也没事嘛，来这只当闲耍哩。正身是人家老翟说大书的，我是来打下手给人家垫场的。自己人，不用外气[③]，进去只管随便坐。有啥不周不当的，请多多指点啊。”

王老师也谦虚地说：“说到哪去啦，你们都是大干家儿，俺们是来领教、学习来啦。”

郭舞子爽朗地一笑，拱拱手：“客气了，赽快里边请！”然后侧身站向一边，弯腰并左臂前伸做邀请状。其谦恭、热情的态度，文明、礼貌的举止，让我们有受宠若惊之感，一边赶忙唯唯诺诺地答谢，一边往曲艺厅进。

曲艺厅右侧距门不远处有一张学生用的简易课桌，铺上一条被单儿，上面放着一摞子门票，桌后面有一小青年在卖票。当时一张票是一毛，按照惯例和规矩，讲究人不亲行亲，凡是同行来听说书，可免费进入。我们有郭舞子的引荐，当然不用买票，把门的没有拦阻验票，直接放行。

打量着这座和我年龄差不多一样大的曲艺厅，其实就是一间大房子。经历了近二十载的风雨沧桑，见证了新安县河洛大鼓届曾经的辉煌，迎送了一茬儿又一茬的书迷、爱好者，留下了无数曲艺名家的足迹和声音，倾听了数不清的掌声、喝彩声……如今，这座承载过一个时期文化底蕴的建筑，似乎已略显疲惫，渐现老态龙钟。镌刻着记忆的，四面墙壁的粉刷层有的地方已经剥落，出现大大小小，斑斑驳驳的坑和疤痕。进门来看见里面摆了几排曾载满欢声笑语的矮凳。凳子虽旧，已不见油漆，但坐得人多了，时间久了，从已经磨得乌黑发亮的程度来看，仍依稀可辩这个曲艺场所的兴盛。靠后山墙有砖土结构的小型曲艺专用舞台，比学校教室里的讲台略大、略高一些，天蓝色的幕布，经岁月的洗礼而略显泛黄、变淡。你方唱罢我登场，唯有舞台依样。

此时的幕布已经开启，舞台不大，仅容下一桌，数椅。桌上演出工具鼓、板、醒木、折扇等一应俱全，桌前面摆放那时候少见的，只有在专业演出场所才配备有的扩音机、麦克风等。可谓万事俱备，只欠演唱者这股“东风”了。靠舞台前面三四排已经稀稀拉拉地坐了不少听众，有的在吸着烟，有一搭没一搭地嗑着闲话儿。

我们三人找了个靠后的位置坐下，这也是有讲究的。同行来听书不能坐得靠前，避免给人家造成打扰，更不能上舞台跟人家说书人搅和。听众越来越多，渐渐地快坐满了。这时说书人也进了场子，翟现雷、郭舞子礼貌性向我们打了招呼，然后邀请我们上台一同演出。如果我们真上台了，这么多人，舞台上坐都没法坐呀。当然，这是出于礼节，象征性地虚让一番。就是农村人常说的“绕好儿”。大家都心如明镜，我们当然不会那么不识趣，“热粘皮儿”，连忙推辞。人家也不强求，拱了拱手，上台去了。

“闹台”曲奏过，郭舞子开始垫场了。听王老师介绍过，郭舞子老师是新安县铁门公社高平寨人，没有正式拜过师，由戏曲转行河洛大鼓。唱戏出身的他成功地把戏曲中的做功，即表演动作引进到河洛大鼓艺术中，并且还时不时地加进一段曲子戏，以调剂河洛大鼓的单调乏味，取得很好的效果。他的唱腔粗犷、豪放，擅说武书。王老师总结过，每个人说书都有他的个性和特点，长处和短处。比如王河清书说得美，但有个爱仰脸的习惯；郭舞子恨书[④]，撵书[⑤]，听着可有劲儿，却有个毛病，爱瞪眼、摇头。

果然王老师所说，郭舞子老师善说武书，这次唱的是《杨七郞打擂》，唱得是遒劲有力，掷地有声，情节紧凑，情绪激昂。因为他有高台功，把杨七郞与潘豹对打中的一招一式，连唱带比划，表演得非常到位，让听者有如临其境之感。他本身眼睛就大，唱到发威发怒处，两眼瞪得亚赛铜铃，不怒自威。当唱到力劈潘豹之际，气得浑身直抖，脑袋乱摇，怒目圆睁，额上青筋暴跳，虎牙真咬，豪气三千尺，怒火万丈高。把杨七郞的刚烈暴躁、嫉恶如仇、霸气豪横的性格体现得入木三分，栩栩如生，畅快淋漓。高潮处，听众纷纷喝彩叫好，既为杨七郞拍手称快，也为杨七郞的演绎者鼓与呼。

这是我第一次到新安县曲艺厅听说书，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体制改革，曲艺走下坡路，曲艺厅入不敷出，不断亏损，最后关闭，直至八六年被拆除，连遗迹也没留下。新安县曲艺厅从此成了历史，若干年化作老人们口中的传说。

王老师他们说，这次是新安县曲艺队召开会议，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据《河洛大鼓志》和《新安县文化志》记载：早在1954年，由新安县文化馆主持，成立了新安县曲艺促进会，会员20人。北冶的河洛大鼓艺人李临殿为主要负责人。1964年，新安县曲艺促进会改为曲艺工作者联合会，会员28名，仍由文化馆代管。组织会员们定期学习、培训，发放资料，开演出介绍信。在自由组织结合的前提下，给艺人们编班编队，组织演出。当时县内的半职业艺人编成9个演出小组，开展流动演出。1965年秋，县文化馆组建了一个职业曲艺队，后称“文化轻骑队”，有演职员15人。“文化大革命”初期解散。此后曲艺工作者联合会停止工作。1975年6月，县文化馆选送学员15人，参加洛阳地区在宜阳县灵山寺举办的曲艺学习班。回来后又重建曲艺队。河洛大鼓艺人李临殿、张尾巴等曾先后担任过曲艺队长。1977年，新安县曲艺工作者联合会复出，改为曲艺联合会。1979年，新安县曲艺队解散，同年12月，新安县曲艺联合会召开大会，改称为新安县曲艺协会。参加会员35人，胡永堂任主席，穆进任副主席。将艺人分为11个演出小组，各自下乡轮回巡演。1987年，新安县文联成立，曲艺协会并入文联下属的戏剧曲艺协会，河洛大鼓艺人姜治民曾任协会副理事长。

从以上记载看出，早期新安县是有曲艺队的，并每年都要开一次会，但1979年已经解散了，只有曲艺联合会或叫曲艺协会。不过艺人们已经习惯了，仍称为曲艺队开会。

这是我从艺以来首次参加新安县曲艺协会的会议，想不到也是末届。此后再没听说开过会，再后来曲艺协会由文化馆管辖改为文联所属，已经名存实亡了。

文化馆这次招集曲艺艺人开会的会址选在新安县县委党校院内。党校距文化馆不远，隔一条后大路，路北错对门便是。进大门右拐有一排房子，进门一看，好几间都是相通的，中间没有隔墙，形成了好大好大的一间大房子。房子四周除留下进出的门口外，都是搭建的大通铺，通铺上摆好了一拉溜儿叠放整齐的被褥、枕头。此后的三天时间证明，这一间大房子一兼三职，既是艺人们的宿舍——睡觉的地方，也是大家的活动室，说说、唱唱、拉拉、叙叙都是可以的。更主要的是除了四周床铺，中间空出来的地方仍然很大，所以也是这次曲艺队开会的会议室。领导们讲话，艺人们讨论等会议流程都是在这间房子有长不紊地进行。

等我们从曲艺厅听书回来，党校大房子里已经入住了十几个人。这次开会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以前只听老师说过从未谋面的，知名的，或名不见经传的“说家儿”，有幸领略、见识到各路艺人不同的说唱特色，不同的师传有各异的套数。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只听王河清介绍，却没见过，在新安县明星级别的“好说家儿”姜治民，今天也出现在这里。他总是满面春风，见人就笑着点头打招呼。面对诸多同行，一副自信满满，而又谦逊随和的绅士风度。文艺人聚在一起，除了拍闲话儿，拉家常，就是拉拉唱唱，好啥不恶啥[⑥]嘛。有人提议让姜治民先来一段，大家一致赞成。姜治民也不过多推辞，小鼓一支，掂起板就来。拉家儿是谁？当然公推王新章，有俺老师在，头把弦的位置没人敢争。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有幸头一次听姜治民说书，果是名不虚传。嗓子又亮又净，用腔巧妙，吐字俏丽，调门儿新颖，拐弯儿多，花点儿多，听起来幽默风趣，鲜活生动。挂在脸上的喜悦和时而的莞尔一笑，永远成为他说书场上制胜的“法宝”。一曲唱罢，引来阵阵佩服的啧啧赞叹之声。

但俺老师王新章面无表情，似乎对姜治民说的书并不太认同。听他私下评价过姜治民，说他过分花里胡哨，挤鼻子弄眼，嬉皮笑脸的“贱病儿”多，说耍笑书可以，说大书有失庄重和正派。之所以对姜治民有这样的看法，与王老师刻板、严谨，不苟言笑的性格有关。只能这样说，同是艺人，各有各的特长和爱好吧。

接下来翟现雷、翟石宝伯侄两个的河南坠子登场。从小听惯了河洛大鼓长大，耳熏目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在学生时代，哪个不能哼唱几句？但极少听过河南坠子书。当然也不是完全没听过，大概是上五年级吧，我们老家的前村来了一滩儿说书的。我们下晚自习顺路拐去看，就觉得和以往听过的大鼓书不一样。说书人手中拿的不是钢板，而是两块窄长的木板，叫“简板”，打起来如敲石籽儿一般清脆、好听。桌子上没有鼓，只放了一个小镲儿（以后才知道叫“铰子”），平时不大用，只到唱得紧，快要刹书时才拿起来敲几下。当时也没有听过河南坠子这种说法，只是因为说书人老是拿着简板不停地敲，大家就把这种说书的叫“简板书”。

这都是小学生时代的事儿，已经淡忘得差不多了。时隔数年，当已踏入说书行，融入曲艺大家庭，以一个说书人的视角，再度近距离地接触和欣赏河南坠子时，别有一番新奇之感，不得不重新审视河南四大曲种之一，河洛大鼓之“老大哥”——河南坠子的艺术魅力。

翟现雷的河南坠子唱腔沉稳，不紧不慢，不急不躁，娓娓道来，非常耐听，耐品味。不禁在脑海里给各具特色的河洛大鼓和河南坠子做了一些简单的比对。

如果说河洛大鼓很像豫西人的粗犷豪放，不拘小节，河南坠子则具备豫东人的委婉细腻，情感丰富；如果说河洛大鼓演唱风格更多体现出刚，则河南坠子更多表现出柔；如果把河洛大鼓比作波涛汹涌，则河南坠子又如涓涓细流；如果说河洛大鼓善于感叹，则河南坠子更长于抒情。如果把河洛大鼓比作一壶浓烈的老酒，喝起来畅快淋漓，则河南坠子更像一杯淡淡的香茗，品一口清香四溢……总之，各有特色，各俱千秋。曲艺届普遍认为，河洛大鼓比较“粗”（粗书），河南坠子比较“细”（细书）；河活大鼓比较急、快，河南坠子比较缓、稳；河南坠子善文（文书），河洛大鼓善武（武书）。个人觉得，河洛大鼓除“借用”了人家河南坠子的坠胡据为己有外，河南坠子的演唱风格、做派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翟石宝拉的坠子在新安曲艺届无人能及，深厚的功底，优美的旋律，恰到好处的过门，与唱腔配合得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听起来有滋有味，令人陶醉。当然，河南坠子的音乐之所以优美、柔和，与搭配了一把小提琴有关。

坠胡与小提琴协奏在说书行中极少见，是翟现雷他们的独创。拉小提琴的叫刘耀玉，是新安县曲艺届唯一会拉小提琴的，也是成功地将小提琴融入河南坠子、河洛大鼓的开拓者。

据说刘耀玉不是新安县人，不好像是山东什么地方的。学过山东快书，灾荒年代只身一人逃难过来至新安县落脚，就凭着一把小提琴闯天下，竟然站稳了脚跟，并混得风生水起，成了新安县曲艺队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人之一。

年轻时的刘耀玉一表人材，相貌堂堂，风流倜傥，一生中多桃花运，风流韵事不断，有过几次婚姻。现今已经五十多岁的他仍然非常注重仪表和形象，梳一个时下流行的大背头，没有一丝乱发，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还要抹上雪花膏，把皱纹覆盖得白白净净，穿着最流行的呢子布衫和擦得锃亮，不沾一点灰星儿的皮鞋。拉小提琴的姿势潇洒英俊，随着琴弓优雅的抽送，优美动听、行云流水般的音乐便从架在肩膀上的小提琴中流淌出来，在空中飘荡。

刘耀玉来开会还有“娇妻”赵素霞陪同，已经说不清是第几任夫人了。刘耀玉五十多了，赵素霞才二十五岁，年龄相差一半还多。可见人家刘耀玉的魅力非同一般。

与其说是曲艺协会开会，倒不如说是说书艺人聚会。三天会议，头两天领导们基本没打照面，艺人们除了吃饭、睡觉，便是在一块儿有说有唱地热闹，烦了就打打扑克，说说笑话，倒也开心愉快。直到第三天中午，文化馆的有关领导才正式光临，讲了不到半小时的话，什么内容已经不记得了，然后让大家自由结合组班，组建好后到文化馆开演出证明。说完直接夹着皮包走人，没有王老师所说的往年要宣读文件，发放资料什么的。

此次参加会议有十多个艺人，除上面介绍的外，记住名字的还有郭金华、郭发东、高孬子、高银虎等。也有很多我所知道比较出名的艺人并没有来参加会议，如王管子、王河清、侯秀英等。可能人家有事儿羁绊，无法脱身，或者人家根本就没有参会的意愿，认为是可有可无的鸡肋。

当我们拿到盖着“新安县曲艺联合会”红彤彤大印的演出证明的时候，已经达到了王老师他们的目地，三四天又搭功夫又贴钱的，图的就是这张纸。但我却倍有失落之感，透出这次会议，已经预感到曲艺不再是社会的宠儿，正逐渐被政府淡漠和冷落。每想到此，便感觉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般的沉重。

[①] 拿搪：河洛方言，意思是是指摆谱，拿架子。

[②] 半年：新安方言，“原来”之意。

[③] 外气：新安方言：“见外”之意。

[④] 恨书：说书行话，意为说书卖力，不偷奸耍滑。

[⑤] 撵书：说书行话，书的情节进行得快，紧凑。

[⑥] 好啥不恶（wù）啥：河洛地区民间谚语，“爱好什么就不讨厌什么”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