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奔西跑又一春（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廿五）

由于我们对上阳城说书的困难认识不足，低估了路上可能遇到的风险，缺乏周密细致的规划，凭一时心血来潮，贸然行事，仓促推进，导致挺进阳城的宏伟目标中途流产，计划泡汤；由于我们克服困难的决心不大，毅力不强，信心不足，怕冷、怕困、怕回不到家过年，风雪还没袭击，便主动败下阵来，落下了到阳城边上却没进阳城的遗憾；由于我们最终没到阳城，所以也就没法印证阳城睡大炕的真假，阳城的闺女是否真的很多，真的很漂亮。这些永远都成了道听途说的传言，无法解开的谜团。

此后的许多年，有几次不死心，跃跃欲试地想再去阳城走一遭，俱是半途而废。那年夏天，我和济源大峪上寨的拉弦儿伙计王小伟决定再探阳城，从铁山沿河深入，走了两天，终因盛夏酷暑，爬山热症难受，又害怕山上蛇虫多，再次卷了回来。阳城，看似一山之隔，却变得遥不可及。

再后来，又听人说，阳城“睡大炕”纯属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旧时可能有这种陋俗，现在早就没有了。只所以有这种风言风语的传说，是外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阳城的一种造谣或制造笑料罢了。又有人说，阳城的闺女好看，哪个地方的闺女不好看？不都是有鼻子有眼儿，阳城的闺女还能多长点啥？美女遍天下，何须去阳城？

听人这么一说，一下子释然，去阳城的愿望逐渐变淡了。再后来的后来，一直到现在也没去过阳城，几次去阳城的过程都变成了美好的回忆。

八三年的春天刚过罢年，准备出门说书。刘大江却有一些事情羁绊，暂时出不去，我也不能在家老等啊。刘大江就说，不中，你先找人出去干着吧。恰巧这时，王河清的大徒弟——也是他本家孙子王遂厚带着他兄弟小春找上门来。

早在俺们村说书时，我们就认识了。虽谈不上关系特别铁，却也是一茬人，相处得还算比较好。

自前年麦口在我们队说书，和俺老师王新章因说大书之事积怨已久，差点打架，闹得分了手，又和老师王河清——他的河清爷厮跟一季之后，便出师了，独自领班，搞起了单干。据说一只手抓俩马知了，一捏两响，到哪里都能叫好。

王遂厚见了面特别随便，一点也不陌生，大咧咧地说：“走伙计，去河北说书！”又看见桌子上我抄写整理的厚厚的一本《双锁柜》，翻了翻，非常惊喜：“咦，这是好东西！搁哪弄的？”

我说：“抄刘大江的，又经过我加工。”

“好，叫我拿去看看。”说着就要往兜里塞。

我不同意：“不敢拿，这是我说了很多好话，费了很多心血才弄成的，来之不易。不会外借的，万一弄丢弄坏咋办？”

王遂厚很不乐意：“看你还有球点啥！借你本书看看，啥外借不外借的？咱们是外人？让我看看，能把你这书吃啦？不把你的书弄丢弄坏，完完整整地还给你，还不中？”

我仍然不放心，不情愿。王遂厚就干脆来个“硬说硬办”，一边强行把书往怀里塞，一边说：“管球你哩，不给你说恁些！中也得中，不中还得中！谁叫咱们老美哩。

这就是“美”的节奏，“美”的动作，“美”得可以强盗般的“抢劫”哈，可我拿他毫无办法。我们虽是一路人，但性格迥异。我太软弱，他太强势。我打不过他的手势，他仗着我不想得罪他。反正就是说哩说着，拿哩拿着。硬三分下线，知道我也不昨的他，最后只好默许。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无道理。这本倾注我很多心血的《双锁柜》，还真让王遂厚给“吃”了。以后问他要几次，说是弄丢了，寻不着啦。还能说点啥？赔？这是能用钱衡量得了的吗？此是后话。

我们“三人行”，王遂厚的兄弟小春完全是个“雪儿”，啥也不会，是跟着出来玩的，凑个数。王遂厚是个“单片子”，只会说，不会拉，所以我就成了专职拉弦的，不能张嘴唱了。

我和刘大江已经有过经验，黄河北那边书价上不去，不适应三个人的班口。但小春是王遂厚的亲弟弟，我也不好意思说啥，硬着头皮和他们过了河北。可想而知，三个人的生意好不到哪去，书场不好靠，书价也不高。基本上打一枪换个地方，弄不好还白跑一天。

果如俺老师和王河清老师所言，王遂厚说书是“猛三扑”。每到一个地方，都是老公鸡屙屎——头三橛儿硬，以后越来越稀松平常。做生意有种说法，叫“头三脚难踢”，但王遂厚有这把火儿，头三脚一般都能踢得很响。人家说的“到一处，响一处”还真不是吹的，确实有这两下子。

原来听过王遂厚说书，那还是徒弟阶段儿。现在出师了，头一次听他说大书。不可否认，人家的腔不错，又亮又纯净，吃弦较高。可能性格使然吧，脾气爆燥，个性强，性子急，说书也是快言快语。唱得快，说得急，如炒豆一般，乒乒啪啪，奔波豪放，势如破竹。可能年轻、有劲儿，精神头儿足吧，书说得总是那么带劲儿，恨书、赶书，唯恐不热闹，抓不住观众。让听众觉得这个说书的说得赶劲儿、卖力，这些也许就是王遂厚到哪都能“叫好儿”的原因吧。

王遂厚擅说“碎口儿书”。何谓“碎口儿书”？“碎口书儿”也叫“小碎口儿”或“小碎板儿”，是河洛大鼓中的唱腔技法之一，和“大口书”（大腔大口）相反。其特点是：行腔短，节奏快，且句与句之间较连贯，也称“小口儿”。碎口书唱法一句接一句，中间很少停顿，间奏过门很短或省略，表述、叙事给人以更加流利、紧凑之感。

河洛大鼓唱腔技巧有很多讲究，除了上面所说的“大口儿”、“碎口儿”之外，还有巧口（俏口）、绝口儿、吞口儿，紧唱、慢唱，说着唱、垛着唱、叹着唱、哭着唱、怒着唱、横着唱、俏着唱，等等很多。限于篇幅，说得多了就有点跑题啦。哪位如果感兴趣，想要深究，请参阅拙著《河洛大鼓志》，上面有详述，此处从略。

不得不佩服王遂厚的口齿伶利，词如泉涌，滔滔不绝，掂起板就来，连珠炮似的，唱词儿一句挨一句，一句连一句，一句垛一句，一嘟噜，一连串儿，竹筒倒豆子似地喷涌而出。初听快刀斩乱麻，不细条慢理，不拖泥带水，令人畅快淋漓。但整段，甚至整场都是这样快而紧，不给自己喘息和思考的机会，听众也没有休闲的余地，回味的空间，长时间处于紧张的情绪里，极易造成听书疲劳和厌倦，从而影响艺术效果。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看法而已，是神仙都有一把鬃刷，艺人之间，各有各的爱好，各有各的特长，要不怎么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

头一次给王遂厚拉弦儿，感到很棘手。不是他的唱腔复杂，花样多，不好收拾，拉不住，而是唱得特别快、急，紧得慌慌张张，没有一点儿喘息的空隙，真正的做到了“风雨不透”。他不遵循说书“前松后紧，越说越稳”的规律，一上来就紧得要命，快得要死；他不讲究“有张有弛，松紧有度”，始终把弦绷得紧紧的，让拉家儿一个劲儿地跟着他疯跑，弄得异常紧张；他以自我为中心，不给伴奏者的机会，不给拉弦的留“口儿[①]”，掂起板只管唱，拉弦的拉住拉不住都无所谓；他不重视弦子，也不善于利用和依靠伴奏来为他服务，拉弦的成了可有可无的多余和摆设。

用王遂厚的话说，拉弦儿的是“大年初一逮只兔，有它也过，无它也过”，这种说法在他说书中可以随时体现出来。除了开头时的大过门儿等拉完再开口唱之外，中间的过门儿不论长短，很少等拉完，半路截断，张嘴就来，唱腔中间夹杂的小过门儿大部分都省略了。对王遂厚来说，拉弦的技术高低，拉得好坏对他的影响不大。

几天下来，也摸着了王遂厚说书的脾气，弦子既难拉，也好拉。反正人家不指望你，“不管拉得好坏，只要跟着跑得快”就可以了。虽然红花需要绿叶配，但人家一着急，就把绿叶给扒拉到一边儿啦。

王遂厚说，跟他老师王河清厮跟时，到好多地方成了师徒倒置，自己当徒弟的成了师傅，王河清倒被人们看成徒弟了。我有点相信他说这话是真的。从上场的“猛三扑”看，王河清似乎还真不是他这个徒弟的对手；从艺术的高度和深度来衡量，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没有可比性。王遂厚的书凭的是劲儿，王河清的书听的是味儿。王遂厚的书如一杯烈酒，饮一口酣畅淋漓；王河清的书如一壶老酒，凭的是后劲儿。王遂厚能得到暂时的哗众取宠，王河清却能成永久的赢家。个人私下认为，王遂厚的尾巴已经翘到了天上，恃才自傲，但从艺术功底来说，和他老师王河清相比，十不及一二。当然，这只是背后说说，当面还得恭维人家说得棒，已经超师，等等。

王遂厚的性格大大咧咧，办事大大方方，花钱儿大手大脚。当然这都是没有结婚以前的事儿，听说结婚以后，有了负担，变得比谁都小气、抠琐。王遂厚的烟瘾大得要命，除了随身携带的黄烟，时不时地卷“旱烟卷儿”之外，我们三个人每人每场的一盒“花城”烟都被他据为已有。就这还不够，隔几天时不时地花两块五毛钱买上一条儿。要知道花的是“公款”，差不多是白说一场书啊！自己吸烟，为啥要花大家伙的钱？王遂厚说得理直气壮，这烟不全是自己吸的，因为找人联系说书得让烟啊，既是为大家的事儿，就不能自掏腰包吧。我有点心疼，说书的钱来之不易啊！王遂厚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球！舍不离娃子套不住狼。打兔子还得搭上四两（火）药哩，何况是说书？一分钱掉地下，四面下钢锨，啥球事儿也弄不成！肯花钱，挣大钱，不肯花钱不挣钱。花出去，挣得来，花不出去挣不来。”我无语，也很无奈。

我们在逢石河上边的柏树坡一气说了五六天书，生意刚有些起色，王遂厚突然提出要回家一趟，问有啥事儿，避而不答。

三人拨马而回，从关阳渡河至狂口该分手了，我直接从大章、龙渠翻岭回家，他们坐车回坡顶上。经过饭店门口，王遂厚提议进店嘬上一顿离别饭，我考虑到出来月把儿了，也没挣住啥钱，就说：“省了吧，要不都到我那吃个家常便饭吧。”

王遂厚不屑地说：“你那有啥吃，有酒有肉吗？球，生意赔挣不在乎一顿饭钱！进店。”

话说到这份上了，吃就吃，谁怕谁？大小了在输账上再添上一笔。我们进了饭店，王遂厚真知道钱是咋花哩，每人报了一碗儿烩面，还点了两荤两素，俩热俩凉四个菜。有菜没酒会中？伙计们分手哩，咋着也得喝上两杯——掌柜，拿瓶好酒来！尽管我一再阻止，还是挡不住王遂厚已经把瓶子打开了。这顿饭，整整又花去了十几块钱呐，唉，真叫人苦笑不得。

这顿“分手饭”一吃，还真的分手了。王遂厚临上车时说得好好的，让我在家老等，少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就下来找我重新过河说书。我就老老实实地在家等着：一个两三天过去了，没有音信；五六天过去了，没有影儿；三个两三天都过了，连个人毛羽也看不到。这不是毛捣人嘛，这个王遂厚，该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了吧。

事后才知道，王遂厚并非不讲诚信，只所以急着回家，确实是有急事儿，并且绞住手，一时半会出不来了。我就是等到麦熟也等不到他。直到麦罢到坡顶上，才听王河清老师说起：“遂厚你们去河北说书，引回来个媳妇，那边娘家过来闹得不像样儿，你不知道这事儿？”我才恍然大悟，想起了在柏树坡说书的那几天，没事儿经常和两个姑娘打扑克，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唉，都怪自己太实兴，只知道傻呼呼地打牌，殊不知王遂厚醉翁之意不在酒，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原来是已经订好了瞒天过海之计，才着急回家的。这家伙，连伙计都卖吃了，太不厚道了哈。

幸亏我没有在家老等，十来天后刘大江已经收拾闲没事儿，我们重新又开始出门。因为离麦口儿不远了，嫌过河北路程远，隔河渡井的不方便，就打算往西北方走石井，下峪里。

我们一边说书，一边向西北推进。从竹园翻南石崖下石井川，进而越石井北山，一路经过坛上、元古洞、破庙，下至南沟。在南沟村的前沟、后沟、元坡、上圪塔说了一个遍，一二十天就过去了，然后沿沟下至临近黄河沿的后教村。

后教村位于从新安到峪里的新峪公路南沟出口处，距当时的峪里公社仅四五里路，下坡不足二里地，就是黄河，沿岸有名的石渠村就在脚下。凭村俯瞰，八里胡同以上的黄河及对岸的山西毛田村尽收眼底。后教人说，清晨起来能听见山西鸡叫，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夸张。

令人称奇的是，后教一个村的上下閁之间仅下一个小坡，距离不足百米，是一个生产队的，在一块开会，在一块干活，红白大事儿都是在一块操办，总之是经常在一个锅搅稀稠的。上下閁不是没出五服同姓同族的“近门儿[②]”，就是关系密切的亲戚。但上下閁之间方言口语却有很大差异。

新安县的方言口语根据区域大体分为三个类型：坡顶上正村五头磁涧一带，接近洛阳、孟津，染上了“浆饭嘴”口音；新安县大山以下畛河流域的口音，被称为“畛溪小方言”；靠近黄河沿的峪里一带的称为“峪里方言”，又因为沿黄河南的塔地、石渠、太涧、东西山底分布，也叫“河沿儿话”。

我们称黄河边儿人说的话是“河沿儿话”，而黄河边人称我们说的畛溪小方言为“山上话”。“山上话”与“河沿儿话”的分界线就在峪里后教，准确、具体地说，就在我们说书的后教村的上下閁。上閁说的是我们“山上话”，下閁却说的是地地道道的“河沿儿话”。因上閁人和我们说的是同一“语种”，说起来格外有味儿，听起来格外亲切。下閁人也能听进去，但说我们说话有点“蛮[③]”。

说书之余，我们拉起了家常，也提出了心中的疑问：为啥一个村的上下閁挨得这样近，却是两种口语？他们分析了原因，做了解释，听后还是令人信服的。原来上下閁之间吃的不是一井水：上閁吃的是大山上空下来的山泉水，所以说话是山上的口音；下閁吃的是黄河里渗过来的水，所以说的是“河沿儿话”。看起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成就一方语言，此言不谬也。

在后教，我们开的书仍然是拿手戏——《双锁柜》。

说书和唱戏一样，也是有很多禁忌的。学徒时，王老师用多年的实践经验交待过，每到一个地方说书，先要考虑下书的内容和地名有没有冲突或犯忌的地方，应尽量避之。在我们新安县说书唱戏禁忌的地方，如：竹园村不唱《火烧竹林寺》，据说是最早竹园是有竹子的，后来被一场大火烧断根了，所以不让提这些伤心事儿。狂口（东沃）不唱《关爷斩蔡阳》，据说有一回唱这戏时，老关爷显灵了，真把扮演蔡阳的演员给斩了，吓得从此再不敢唱。

王老师还说过，每到一个地方开书时，先打听一下本村姓什么的多，比如严家庄不说《打严嵩》，杨家庄不说《刀劈杨凡》等。如果不打听清楚，贸然开书，一旦冲犯了当地大户，引起不快，很难站得住脚，叫你吃不清兜着走。

王老师又说，每到一个地方开书时，先打量一下书场里的听众，看有没有瞎子、瘸子、哑巴、聋子等残疾人。如有，就有想办法避开，以免有人“对号入座”。遇着明事理的，知道这是说书的，就别往自己身上揽了；遇着糊涂麻缠的，以为是出他的窝囊，揭他的短处，戳他的伤疤，办他的难堪，跳出来大闹书场，让人下不来台。这种情况不是没经历过。

王老师千交待，万嘱托，我千小心，万谨慎，有一点儿还是忽略了，那就是每到一个地方说书，还得打探好，有没有和书中重名重姓的人。这不，在后教村说书就闹了一个笑话。

后教村的队长是我见过的最热心，最负责任，服务态度最好的队长。开书前，早早地把桌子摆好，茶水备足，一人一盒花城塞到我们兜儿里。不仅如此，还亲自坐在书桌前，帮我们稳定书场，维持秩序，哪个小孩儿乱窜，给他一竹竿儿，呵斥得远远的。

队长招待得这样好，如果不搁劲儿，书说不好，咋对付（得）起人呢？于是，我们说书特别卖力，攒劲儿。说到搭灵棚时，余员外开始给长工们派活儿：“张三、李四，李娃、狗吊儿……”这时书场一片哄笑，我们感到纳闷和不解，这有那么好笑吗？不一会儿，刘大江又开始吆喝：“李娃儿，狗吊儿，你俩咋还不动弹哩？”书场的笑声比头一次更响，更持久，只笑得我们一头雾水，不知道好笑的地方在哪，只好硬着头皮地说下去。

事后才有人说，说书的真能！队长狗吊儿就在你们面前，你俩一遍一遍的提着队长的名喊叫。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队长的小名就叫狗吊儿！连忙找着队长道歉，赔不是。谁知人家队长并不在乎，说重名重姓的多哩，又不是故意说自己的。我们感激之余，更加敬佩队长，不仅人好，热情、尽职习责，而且还有常人所不及的包容和大度。

原计划到峪里了，还想上久已慕名的黛媚寨逛一回，但后教说书结束，已经接近麦熟，刘大江家里又是一堆事儿，只好带着遗憾返回。

1983年春“季度总结报告”：

这个春季，东奔西跑，走北闯西，先过黄河，后下峪里。前半季河北说书，王遂厚落了个媳妇。我出门说书时口袋里装了五块钱的盘缠，回来时资金翻了一倍，变成了十块。后半季下峪里说书，一部《双锁柜》，我俩吃半春。南沟说《双锁柜》，我差点被锁进了柜子里（此处省略一段故事）；后教说《双锁柜》，差点让人笑破了肚皮。回来时，收获满满，我和刘大江背回了不少峪里盛产的柿饼、柿瓣、花生……

嗐，这是什么总结报告？

[①] 口儿：说书行话，唱腔中间留给伴秦者的小过门，叫“口儿”，新安县河洛大鼓艺人也叫“簧”。

[②] 近门儿：河洛方言中，把同族同姓没出五服的称为“近门儿”。

[③] 蛮：新安方言中，把说的与本土方言不一样的话称为“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