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子一场书(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廿七)

日期:2022-12-27 20:03:48 作者:吕武成 信息来源:河洛大鼓网 浏览: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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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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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女子一场书

早在山沃说书之前,刘大江就说过,叫我给他照护着炕烟,工资照发,被我严词拒绝,但终究没能逃脱给刘大江“打工”的魔咒。这不,八三年的冬天,我因为家事,婚事等种种羁绊,不能出去说书了,只好又暂时投奔他的“麾下”干活。

前面说过,刘大江啥都想干,啥都能干。这不,夏天炕烟挣了一笔,冬天嫌说书不挣钱,就去竹园的马窑先是给磺矿上箍大巷。刘大江去当石匠,垒石墙,我被攀扯去当了小工,给人家抬石头。春天,刘大江当起了包工头,在竹园的干炭洼矿承包了两盘建大(硫磺)炉的活儿,又拉我去给他“当伙计”。自此,刘大江不再拿说书当成职业和饭碗,而是当成了干活之余消遣娱乐的工具。白忙得脚不沾地,累得要死,晚上睡觉前还要掏出弦子鼓,拉着唱上两段穷开心。

从那以后的十几年里,我和刘大江再没有单独以说书为主业出去过。受他的影响和鼓动,我们用架子车从九孔窑拉缸缸罐罐的,到坡顶上的横水以东去贩卖。白天吆喝着卖缸,晚上说书不要钱,管吃管住就可以,顺便借说书之名为卖缸打广告。

他从新安县批出来老鼠药,拉着我一起到磁涧一带去卖。卖老鼠药的方法很大胆,很独特,好多人不敢做。我们头一天挨家挨户送药,第二天早上见到死鼠再来收一块钱,否则说明药不管用,白奉送。晚上就在村子里免费说书,说一些诸如《罗成算卦》类的警示性段子,提醒人们不可办短事儿,否则折寿限……。次日再上门收钱,几乎百分这九十九点九的都能收上来,极少放飞的。

我们去关林赶会,看到当时极有名气的河洛大鼓大家王标,一边用录音机播放着自己的演唱磁带,一边用竹棍指着挂在背后幕布上的唱词,在销售磁带。我们很受启发,就批发了一些回来,一边说书,一边卖磁带……

对他这种挂羊头卖狗肉,把说书当成做买卖的廉价营销工具,我是一直强烈反对的。用俺老师的话说,就是不守说书行的规矩,胡球来。我也认为这是对说书艺术的亵渎,不尊重,甚至是贬低和糟蹋。我们为此常抬杠,争得面红耳赤。每一次我提出抗议时,刘大江总不以为然:“吊毛灰!啥规矩不规矩,尊重不尊重?艺术和尊严能当饭吃?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才是好猫。说书自命清高,挣不住钱等于零。”

刘大江用邓小平说过的,时下最流行的“白猫黑猫论”来反驳我,让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确实是,无论贩缸,还是卖老鼠药,以至以后卖磁带,算下来,都比说书要挣得多。所以每次都是在我极不情愿,甚至抵触的情况下,又不得不抹下面子,放下清高,半推半就地屈从于他。

再后来,说书越来越被他边沿化了。他搞过煤矿,承包过苹果园,有成功,也有失败。事业越做越大,事儿越来越多,说书基本被他荒废了。我在实践中不断地提高,他却在荒废中不断地退化。以至于偶尔我们在一块聚一聚,拉拉唱唱,他已大为逊色,正如现在网络上极为流行的一句歌词儿 “哥已不再是,当年的哥”了。

尽管后来我赶超了他,但不得不承认,是他让我有了领头弦的机会,是他逼我学会了说大书,逼出了独立领班的能力。如果说是王新章老师把我领进了门,则刘大江真正地让我学会了说书。他最起码是我的半个老师。

八四年的夏天,收罢麦,到坡顶上去拜访俺的老师王新章。拜访只是一个理由,还有一个原因:刘大江不能出去说书,和王矿子出去说书全凭一个人太累,所以眼下还没有合适的班口儿。去找老师的目地,一来拜访,二来顺便打探一下,还能再加入到他们中间不能。

时间过得好快,已经分开两载有余。两年里,经历了许多,成熟了许多,长进了许多,却更加怀念师徒们在一起的日子。私下里想,如果他们班儿还没有组好,缺人的话,很想和在外浪荡的游子一样,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再接受一次“深造”,再体验一把侍候他们的乐趣,再看一下王老师板着脸子训人的样子,再伸长耳朵,受几回劈头盖脸的训斥。有些东西,失去了才知道原来还有那么美好的一面。

尽管我是按照他们定下的规矩,任何礼品也没带,俩肩膀头抬一个嘴去拜访师傅的,王老师还是给予了热情而又惊喜的接待。在一块儿的几天里,师徒之间其乐融融,再无缘看到他吊着脸的样子,再也没有挨训的机会。猛一下还真不习惯哩,你说贱不贱?我向他汇报两年来的经历和收获,得到更多的是表扬。洋洋自得的同时,又为听不到他的批评和教诲而多了几分失意。

想和老师再次搭班的希望很渺茫。尽管当初分手时,曾信誓旦旦地说过,给我留有后路,迟早晚回来都欢迎。但只是说说而已,人家总不能在家硬等我二年吧?

交谈中得知:两年来,变化很大,先是郭庄的郭圈子跟他们学说书,领路。干了一年多,觉得说书没有多大前景,就改行做了木匠。过罢年刚收了五头三家嘴俺老师他舅家的表弟何宗献为徒。既是师徒,也是姑表弟兄,可谓亲上加亲,已经半年了,目前学得有声有色,很有长进。

“你咋不早说呢?要是早来半年就好了。”王老师知道我的来意,无不遗憾地说。

告别了老师,大有一种“失恋”的惆怅之感。唉!路,可以回头再走;话,可以重新再说。唯有光阴和时间,再也无法“穿越”回去,就像刚出壳的小鸡儿,想返回壳内已经不可能了。很讨厌时下流行的穿越小说,违背规律,动不动就穿越到唐明、大秦的,怎么可能呢?既荒唐,又可笑。

回来时,路过横山大河口的仝家坡,顺路拜见了鼎鼎大名的王管子。少时听过无数次王管子说书,可谓“我已早识君,君却不识我。”这是我第一次以一个同行、说书人的身份,拜会“久仰大名,如雷贯耳,无缘不曾相见”的王管子,大有“今日一见,三生有幸”之感。

王管子虽然没见过我,不认识,但通过郭汉老师的嘴里,知道得也不少。这不,一见面,就直呼其名,一见如故,显得非常亲热。

王管子说了一辈子书,人缘好,好就好在平易近人,不拿架子,很家常。同行相见,不是拉啦唱唱,就是切磋技艺,交流经验。不得不佩服他对艺术精以求精,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和俺老师王新章的严谨不是一个层次和境界。王新章老师的严谨局限于他先天性失目,不识字,一切全凭口传心授,比葫芦画瓢地生搬硬套,固守成规,循规蹈矩,不胡来,不乱来。而王管子老师的严谨在于研究和探索,从书情到书理,都力求做到合情合理,无懈可击。每一句话,每一句词儿,甚至每一个字儿,都要弄懂什么意思,怎么用。用他的话说,不说糊涂书,不做糊涂事儿。想让听众懂,自己得先懂。自己都弄不懂,糊里糊涂,说出来怎么能让听众懂?

从聊天中,我相信王管子确实是小时候耍雷管崩坏眼睛而导致失明的。因为他识不少字,虽然看不见,无法写出来,却能准确地说出好多字的笔画和意思。

他说:“武成,你文化高,有知识,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还得向你求教。”

说书行里,像王管子这样的“大干家儿”,名家大腕儿,却如此地虚心好学,不耻下问,自然令我这“无名小辈儿”受宠若惊,忙不迭地说道:“王老师过谦了,向徒弟求教,叫我咋能承受得住?”

王管子老师笑笑:“有智者不在老少,无智者枉活百岁;有知识者不在老师徒弟,没文化者唱一辈子糊涂书。有些书词我唱了一辈子也没弄懂,稀里糊涂地唱。比如咱们上场来的开场白:听俺拙口哑嗓,凉腔掉板,差字掉韵,满口吐些白字,慢慢地与您细陈……。老师是这样传的,我也是这样唱的,就是不知道这个‘细陈’怎样写,是啥意思,是不是‘接风洗尘’那个‘洗尘’呢?意思上也讲不通啊。”

我说:“王老师,根据我的知识和理解,应该不是‘洗尘’,而是‘细陈’,是‘仔细陈述’的意思,不知道理解是不是正确。”

王管子点了点头:“啊,听你这一说,像!”

我又说:“估计旧时编书的都是有知识的文人,所以编这些词都是文诌诌的。传给说书艺人时,有的不识字,只能囫囵吞枣,照本宣科,后人又看不到原本,也就以误传误,只管唱,却不知道什么意思。”

王管子连连点头:“嗯,不假,好多说家儿都是随口打哇哇地说,很少有人去深究。”

我也向王管子老师提出了一些疑问:“王老师,我经常听俺老师说的开场白:上场来四句为诗,八句为纲,一十二句为眉,二十四句勾开不叙……。这‘四句为诗’不难理解,‘八句为纲’怎么说?‘一十二句(一说,一十六句)为眉(梅、美)’怎么讲?‘二十四句勾开’又是怎么论?问过俺老师好几次,他说不出所以然来。”

王管子哈哈大笑:“看下来心有灵犀哈,这也是我正想问的,想到一块儿啦!你老师不知,我也说不清楚。你看书多,说说你的道理呗。”

“我是这样瞎胡分析的,也不知对不对,请王老师指正。‘四句为诗’就不说了。‘八句为纲’,我是这样想的:旧时说书开头的定场诗可能都与正书的内容有关,是正书内容的概括或提纲。所以说四句的只能称诗,八句的就能成为书的提纲,这个纲,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眉,应该是眉目之意。‘一十二句为眉’,也就是说,十二句诗就可以概括出书的眉目。至于‘二十四句勾开’不叙,还真不好理解,是不是二十四句够一个段落,引开切入正题之意呢?我还听一种说法:二十四句引在板后。是不是说,二十四句作为引子,在板后开始说正书呢?”

王管子沉吟一下:“嗯,前面说得有道理。后面说的‘二十四句勾开’不叙,有点牵强。不过眼下也没有别的合情合理的说法,以后再慢慢探讨吧。”

此次见面,聊的时间不长,聊的话题却很深入,涉及到了说书艺术中少有人探索和问津的盲区。王管子说,他干了几十年,经历了不少,却没能遇到能谈到一块儿,共同涉猎说书中“疑难杂症”的志同道合者。我也受益匪浅,感觉自己目前虽说可以领大书了,但和王管子老师的虚怀若谷和追求艺术的精度和高度相比,丝毫没有可以值得沾沾自喜和骄傲的地方,仍相差不小的距离,仍要努力,仍要向他学习。

这次没有同王管子老师搭班合作的学习机会,小有遗憾,却意外地得知,他的兄弟李进银没有班儿,在家赋闲的。

李进银是王管子同母异父的亲兄弟,属猴的。虽然比我小四五岁,但人家学得早,十二三岁就跟哥哥学拉弦了,有比较扎实的童子功。我唱了几句让他伴奏,弦子拉得还是有功夫的,比刘大江和王矿子要强得多。接下来,我拉着,他唱了两个小段儿,一段《王婆骂鸡》,一段《对哆罗》,唱得很精彩。我灵机一动,同王管子老师商量:“王老师,进银在家闲着,让他跟我搭班出去吧?”

王管子二话不说,立即同意:“可是中!这是好事儿啊。”

我又问进银:“啥样儿,咱们搁伙计中不中?”

李进银笑笑:“只要不嫌我拉得赖,能侍候住你,那咱们就厮跟呗。”

哈哈,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当下拍板定音,立即收拾东西,跟我动身。

事后,李进银说,他巴不得跟我厮跟哩。只所以闲在家中,没跟他哥出去,一则是他哥手下的人一直太多,插不进去;二则是嫌和他哥在一块受约束,不自由,动不动就挨训。跟我一块儿,就好像出笼的鸟儿,摆脱了兄长的管教和束缚,还能多分点钱,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证明,我们各取所需,相得益彰。和李进银一块合作,出门说书,和王矿子相比,不知要强多少倍。进银拉弦,唱着还是比较得劲儿,顺手的,效果提升了不少;进银有几段书帽,唱得还是很叫好的,垫个场,也能替我抵挡一阵,使我不再“一言堂”,一说到底,省力了不少;进银借助他哥的人脉,走他哥走过的路,还是能联系不少生意,让我少操不少心。总之,这个夏天,说书生意还是比较顺溜的。

我们沿着王管子说书走过的路,直奔后山。从平王沟翻过岭到竹园,路过八一矿时,进银提议到矿上看看。八一矿好说书,他和他哥原来在八一矿说过好几次呢。

也是碰巧,我们经过八一矿的餐厅门口,一群工人正有蹲有坐地在那吃饭。就你一句,他一句地有人提议:说书的来啦,说一场听听。恰巧矿长韩东礼也在,问进银:“说一场多(少)钱?”

李进银到底还是年轻,小孩子家,话都说不利索,吭吭哧哧地回答:“看地这儿[①]哩,穷的地这儿便宜点儿,有钱的地这儿贵一点儿。”

矿厂不耐烦地笑着:“我这都是有钱的地方,说吧,多(少)钱?”

我赶紧上前回答:“小孩儿家不会说话,啥有钱没钱?说一场书都是五块。”

韩矿长很痛快:“五块就五块!先说一段听听,安排吃饭。”顺利成交。

八一矿说书五天后,继续西进十余里,就到了五条路。

五条路是一个小村名,地理位置很特殊,有五个路口:向东通安桥,向北至前岭可下石井川,向西可至老官岭、崔沟一带,向西南可往高庄、刘黄,向东南又可往碱窑沟、梨树扒儿,故有“五条路”之名。因处于安桥和高庄之间,隶属于高庄大队,却又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名称:从高庄看,位于东,故称“东岭”;从安桥看,居于西,却称“西岭”。一个自然村,三个称呼,方圆左近很是出名。

进银说,五条路也是他哥王管子说书的“老根据地”,有熟人,要不要联系一下试试?

我当然同意,现在这种形势,生产队说书难,还是应了那句话“熟人好办事儿”。既然有熟人,肯定得找好好利用这种资源呀。

我们在后山一带很有名气的阴阳风水先生高明琪家里落住了脚。进银说,他和高先儿的小儿子现伟统美哩。那时的高现伟还没有子承父业做阴阳先儿,是出名的油漆匠。除油漆外,现伟没事儿爱摸几下弦子。好啥不恶啥,见我们这一行摸上门来,自是热情招待。

等到天黑,早就闻声聚了几个热心的爱管闲事人。队长架不住大家的极力撺掇,就安排晚上说书。五条路好人太多,(说)书想说不好都难,一场书说下来,不断地有人捧场、叫好、鼓掌、打气。听书的热情高,说书的才能劲头足;说得越有劲儿,听得越有味儿。这种良性循环自然而然地使我们在高庄一带成了吃得开,叫得响的所谓“好说家儿”。

五条路(说)书还没结束,不用我们操心,早有人跑前跑后地联系好,下一步进驻后山一带有名的大村,也是有名的“戏窝儿”——高庄村。就在一帆风顺、春风得意之时,突然得到消息:有人截住了我们的路,抢在了头起,在高庄村已经开始说书了!

这是哪班说书的,不懂江湖“先到为君”的规矩,竟然抢了我们的生意,太不仗义了吧?我们非常生气,趁白天不说书的空儿,去高庄打探一下,会一会他们,理论一下。

当我们怒气冲冲,大有兴师问罪之势地找到那一班说书的时,脾气却怎么也发不上来,一句难听话也不敢说,还得哈哈一笑。你道何人?原来是王河清、王遂厚和杨老呆。熟人还得三分让,况且不是一般地熟?

既是同行,又是熟人,还是老师,见了面少不得热情寒暄一番。我说:“王老师,我还以为是谁抢了我们的生意,原来是你们呀?”

王河清带着歉意地说:“哎呀,吕先儿,昨天刚到,真不知是你们在这说(书)哩,你看弄这多不好意思。要不我们今天说完就换地方吧。”

王遂厚向来强势、霸道,半真半假地毛捣:“说球哩!见一面,批一半儿。饭总不能叫吕先儿一个人吃完吧?也得分给咱吃一碗,你说是不是,吕先儿?”

我也毫不客气地笑着回奉:“说球哩怪美!你那媳妇是咱俩河北说书引回来的,也应该见一面,批一半儿吧?你咋独吞啦?”

一句话呛得王遂厚红着脸半天,吱吱唔唔地说:“那你去我那把你嫂子引回来吧,我不要啦。”

王河清看不下去了:“哎呀,你们年轻人毛捣起来没一点儿样啦。”

我说:“王老师放心,话是那样说,就是送到门上,打死我也不敢要哈。”

说笑归说笑,我还是认真地说:“不耽误事儿,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要不是这,咱咋能聚到一块儿开心哩。是不是?”

事实证明,虽然高庄的书场被王河清老师他们给截了,却谁也没有影响到谁。我们五条路说书结束后,很快就到了崔沟的大平村,一说就是几天。大平距高庄不足一里地。晚上说书,高庄还过来了不少听众,白天没事儿,我们同行之间还互相串门。王遂厚来找我们玩,临走时总要顺手牵羊,像鬼子扫荡一般,把我口袋里存储的花城烟全部搜出来没收。遇上这不要脸的家伙,真拿他没办法哈。

在大平又遇到了老书筋——一个六十多岁,整天嘴里噙着一个旱烟袋的老头。别看其貌不扬,却是队长的亲叔哩,说句话队长不敢犯犟。说的书能否达到老头的满意,是大平说书能说几场的关键。老头一辈子看的戏多,听的书多,被称为“书篓”。初次见面,显然对我们这两个“嘴上无毛,说话不牢”的毛头小伙儿充满了不信任、怀疑。盘问道:“你们这说书的,会说《雷公子投亲》不会?”

《雷公子投亲》就是《金镯玉环记》,早在学徒的那看夏天给俺老师抄书时就已经抄写下来,并背会了,但一直没有机会实践,拿到书场来说过。老头这么一问,说不会吧,词儿很熟,说会吧,一遍也没说过。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会说。

老头见我回答得不是太痛快,就说:“会就是会,不会别作难。《金镯玉环记》我原来有这本书,看了可多遍啦,几乎能从头背到尾。你哪里说得对不对,隔没隔,掉没掉,我都知道。如果敢说,就说这本书,我让队长多说两天。”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赶鸭子上架也得赶呀,就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晚上开书时,老头掂着旱烟袋,搬着凳子坐在正面,俨然一副主考官的模样。我在上面不敢怠慢,专心致志地说,他在下面一边噙着烟袋嘴“嗞嗞”地吸,一边津津有味地听,偶尔随着我的唱词儿嘴还要动弹几下,好像也在背词儿。弦子拉过门的功夫,缓过劲来,就不时地同旁边几个老头交换一下眼色,低语几句,彼此点点头。我似乎隐隐约约听到了他们小声的对话“中,说得中!”无疑更增加了信心。

一板书下来,老头为了证明确实看过此书,炫耀般地向周围几个老头背接下来的书词儿。果然不简单,和书上的差不了多少。让我不得不服,真正地遇见懂书的了,幸亏书词儿我也背得熟,不然还真过不了老头这一关哪。我虚心求教:“老先儿,我说这对不对?”老头一连声地答应“对,对,对,一点也不差。真是有智谋不在年老少啊,小伙子看着年轻,会的东西还真不少哩。”谢天谢地,考核总算顺利通过。

大平说书,不仅老头等几个书迷听热了,还有三个姑娘:玲子、能子、兴子。三个人不仅是书迷,还是牌迷,好打牌。大平村閁的大茭茭树下,好大一片阴凉,摆放一块四四方方磨得光光亮亮的青石板,四周有石凳,夏天是妇女们衲底子,拉家常,打扑克的好地方。白天说书没事儿,总能看到她们三人在那有说有笑地做针线活儿。说是做活儿,不过是个借口,成晌子也扎不了几针。看见我们就招呼:“打牌三缺一,快过来。”进银打牌水平不中,光出错牌,打两局就被哄了过去。我还能凑合,和她们势均力敌。打牌赢输无所谓,不输房子不输地的,重在参与,找点事儿做,寻点话说。一边打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些晚上说书的内容。诸如:二小姐跳河死没有?今黑能说到哪?小姐公子能见面不能?等等。有些悬念,我是不便于提前透露的。当然这个问,那个就回过去:净问些不吃劲儿的!小姐一死没戏啦,书还咋往下说哩?夫妻不能见面,一见面,书就完啦,说书的就没啥说啦。

就这样,三个女子晚上听书,成为铁杆儿粉丝,白天打牌,又是铁杆儿牌友。当然仅限于此,并没有其它想法,人家都有婆家,我也有家室。只是相处得比较融洽,相互印象好,能说着话而已。

农村生产队说书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般说书不过三。说罢三天队长就不想说了,三个姑娘不依。大概她们一来听书可能真听进去了,二来打牌打习惯了,三来在一块说得高兴,玩得开心吧。她们称队长为四叔:“四叔,正说到吃劲的地方,听着有劲儿哩,不说会中?再说两天。”

队长丢了烟头,撇了她们一眼:“娃们家,吃哩灯草,说得轻巧!光想听,钱谁出,饭谁管,谁支应?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知道你叔为说这几场书搁中间做多大难。”

能子嘴厉害,说话刀子似的:“哎呀,四叔,看你这队长当得窝囊哩,恁大个队连说几场书的钱都弄不来,丢不丢人,还说哩!”

玲子接过话茬儿:“就是呀,四叔。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当一天队长就当一天家。你没听人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用学那窝窝囊囊,小小气气的,一辈子也办不了大事儿。”

兴子在一边儿用激将法:“哎呀,你们不用再将咱叔啦,我看是送饭掉罐系儿,提不起来啦。河里的螃蟹,一辈子也爬不到河沿上。”

队长脸上挂不住了,笑着骂道:“去你妈那逼,咋说你叔哩!真你们这些娃们没大没小,难缠!去,去,去!晚上继续听。”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缠得队长没脾气,只好应了下来。三个女子立即喜笑颜开:“我都说了,俺四叔可不是那踢一脚屙一鞋的人吧。你看,多干脆,多痛快。”

又续了两天,《金镯玉环记》还没有说完。仨姑娘问我:“咋还没说完哩?还得几天?”我说,赶紧点,再有一天就收住尾啦。三人又找到队长:“四叔,再续一天,有头有尾。”

队长再好说话,也被她们缠得不耐烦了:“去,去,去,这仨闺女,不知道抹到哪够一秤!都说五天了,还不知足!”

“哎呀,四叔,头都磕啦,还差这个揖哩?不在乎多这一天。”

队长反过来激她们:“队里没钱啦,你仨想听,就把你们婆家的彩礼钱拿出来,一人兑点儿,再说一场,饭我管!”

队长原打算反激一下,吓吓她们,谁知三个姑娘立即答应下来:“不就是一场书钱吗,你当俺们拿不起?说书的,你一场书四块,便宜点,三块钱吧,俺们一人兑一块,好算账!中不中给句痛快话。”

既然三个女子有此壮举,我堂堂男儿有啥犹豫?就立即答应下来。

六天书终于顺利杀青,结账时,队长还是按六天开钱。我问队长:“不是说最后一天是那仨闺女出钱吗?”队长笑笑:“话是那样说,还能真叫她们出?我这当叔的面子往哪搁?再说,恁大个队哩,再没钱,拨根汗毛也比她们腰粗,叫她们拿钱,传出去还不笑掉大牙?”

队长害怕这事儿传出去丢客气,但大平仨闺女说一场书的事儿还是传得沸沸扬扬,有鼻子有眼。在此后的崔沟、老韩沟说书时,不断地有人打听真假。我就干脆承认是真的,有这事儿。她们没有掏钱却陡有虚名,我也常以此事当真而引以为豪。

事隔三十余年,仍然忆起那三个豪爽仗义的农家女子……



[①] 地这儿:新安县大山以下土语,“地方”之意,有时也指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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