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子一场书（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廿七）-河南曲艺网

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廿七

三个女子一场书

早在山沃说书之前，刘大江就说过，叫我给他照护着炕烟，工资照发，被我严词拒绝，但终究没能逃脱给刘大江“打工”的魔咒。这不，八三年的冬天，我因为家事，婚事等种种羁绊，不能出去说书了，只好又暂时投奔他的“麾下”干活。

前面说过，刘大江啥都想干，啥都能干。这不，夏天炕烟挣了一笔，冬天嫌说书不挣钱，就去竹园的马窑先是给磺矿上箍大巷。刘大江去当石匠，垒石墙，我被攀扯去当了小工，给人家抬石头。春天，刘大江当起了包工头，在竹园的干炭洼矿承包了两盘建大（硫磺）炉的活儿，又拉我去给他“当伙计”。自此，刘大江不再拿说书当成职业和饭碗，而是当成了干活之余消遣娱乐的工具。白忙得脚不沾地，累得要死，晚上睡觉前还要掏出弦子鼓，拉着唱上两段穷开心。

从那以后的十几年里，我和刘大江再没有单独以说书为主业出去过。受他的影响和鼓动，我们用架子车从九孔窑拉缸缸罐罐的，到坡顶上的横水以东去贩卖。白天吆喝着卖缸，晚上说书不要钱，管吃管住就可以，顺便借说书之名为卖缸打广告。

他从新安县批出来老鼠药，拉着我一起到磁涧一带去卖。卖老鼠药的方法很大胆，很独特，好多人不敢做。我们头一天挨家挨户送药，第二天早上见到死鼠再来收一块钱，否则说明药不管用，白奉送。晚上就在村子里免费说书，说一些诸如《罗成算卦》类的警示性段子，提醒人们不可办短事儿，否则折寿限……。次日再上门收钱，几乎百分这九十九点九的都能收上来，极少放飞的。

我们去关林赶会，看到当时极有名气的河洛大鼓大家王标，一边用录音机播放着自己的演唱磁带，一边用竹棍指着挂在背后幕布上的唱词，在销售磁带。我们很受启发，就批发了一些回来，一边说书，一边卖磁带……

对他这种挂羊头卖狗肉，把说书当成做买卖的廉价营销工具，我是一直强烈反对的。用俺老师的话说，就是不守说书行的规矩，胡球来。我也认为这是对说书艺术的亵渎，不尊重，甚至是贬低和糟蹋。我们为此常抬杠，争得面红耳赤。每一次我提出抗议时，刘大江总不以为然：“吊毛灰！啥规矩不规矩，尊重不尊重？艺术和尊严能当饭吃？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才是好猫。说书自命清高，挣不住钱等于零。”

刘大江用邓小平说过的，时下最流行的“白猫黑猫论”来反驳我，让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确实是，无论贩缸，还是卖老鼠药，以至以后卖磁带，算下来，都比说书要挣得多。所以每次都是在我极不情愿，甚至抵触的情况下，又不得不抹下面子，放下清高，半推半就地屈从于他。

再后来，说书越来越被他边沿化了。他搞过煤矿，承包过苹果园，有成功，也有失败。事业越做越大，事儿越来越多，说书基本被他荒废了。我在实践中不断地提高，他却在荒废中不断地退化。以至于偶尔我们在一块聚一聚，拉拉唱唱，他已大为逊色，正如现在网络上极为流行的一句歌词儿 “哥已不再是，当年的哥”了。

尽管后来我赶超了他，但不得不承认，是他让我有了领头弦的机会，是他逼我学会了说大书，逼出了独立领班的能力。如果说是王新章老师把我领进了门，则刘大江真正地让我学会了说书。他最起码是我的半个老师。

八四年的夏天，收罢麦，到坡顶上去拜访俺的老师王新章。拜访只是一个理由，还有一个原因：刘大江不能出去说书，和王矿子出去说书全凭一个人太累，所以眼下还没有合适的班口儿。去找老师的目地，一来拜访，二来顺便打探一下，还能再加入到他们中间不能。

时间过得好快，已经分开两载有余。两年里，经历了许多，成熟了许多，长进了许多，却更加怀念师徒们在一起的日子。私下里想，如果他们班儿还没有组好，缺人的话，很想和在外浪荡的游子一样，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再接受一次“深造”，再体验一把侍候他们的乐趣，再看一下王老师板着脸子训人的样子，再伸长耳朵，受几回劈头盖脸的训斥。有些东西，失去了才知道原来还有那么美好的一面。

尽管我是按照他们定下的规矩，任何礼品也没带，俩肩膀头抬一个嘴去拜访师傅的，王老师还是给予了热情而又惊喜的接待。在一块儿的几天里，师徒之间其乐融融，再无缘看到他吊着脸的样子，再也没有挨训的机会。猛一下还真不习惯哩，你说贱不贱？我向他汇报两年来的经历和收获，得到更多的是表扬。洋洋自得的同时，又为听不到他的批评和教诲而多了几分失意。

想和老师再次搭班的希望很渺茫。尽管当初分手时，曾信誓旦旦地说过，给我留有后路，迟早晚回来都欢迎。但只是说说而已，人家总不能在家硬等我二年吧？

交谈中得知：两年来，变化很大，先是郭庄的郭圈子跟他们学说书，领路。干了一年多，觉得说书没有多大前景，就改行做了木匠。过罢年刚收了五头三家嘴俺老师他舅家的表弟何宗献为徒。既是师徒，也是姑表弟兄，可谓亲上加亲，已经半年了，目前学得有声有色，很有长进。

“你咋不早说呢？要是早来半年就好了。”王老师知道我的来意，无不遗憾地说。

告别了老师，大有一种“失恋”的惆怅之感。唉！路，可以回头再走；话，可以重新再说。唯有光阴和时间，再也无法“穿越”回去，就像刚出壳的小鸡儿，想返回壳内已经不可能了。很讨厌时下流行的穿越小说，违背规律，动不动就穿越到唐明、大秦的，怎么可能呢？既荒唐，又可笑。

回来时，路过横山大河口的仝家坡，顺路拜见了鼎鼎大名的王管子。少时听过无数次王管子说书，可谓“我已早识君，君却不识我。”这是我第一次以一个同行、说书人的身份，拜会“久仰大名，如雷贯耳，无缘不曾相见”的王管子，大有“今日一见，三生有幸”之感。

王管子虽然没见过我，不认识，但通过郭汉老师的嘴里，知道得也不少。这不，一见面，就直呼其名，一见如故，显得非常亲热。

王管子说了一辈子书，人缘好，好就好在平易近人，不拿架子，很家常。同行相见，不是拉啦唱唱，就是切磋技艺，交流经验。不得不佩服他对艺术精以求精，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和俺老师王新章的严谨不是一个层次和境界。王新章老师的严谨局限于他先天性失目，不识字，一切全凭口传心授，比葫芦画瓢地生搬硬套，固守成规，循规蹈矩，不胡来，不乱来。而王管子老师的严谨在于研究和探索，从书情到书理，都力求做到合情合理，无懈可击。每一句话，每一句词儿，甚至每一个字儿，都要弄懂什么意思，怎么用。用他的话说，不说糊涂书，不做糊涂事儿。想让听众懂，自己得先懂。自己都弄不懂，糊里糊涂，说出来怎么能让听众懂？

从聊天中，我相信王管子确实是小时候耍雷管崩坏眼睛而导致失明的。因为他识不少字，虽然看不见，无法写出来，却能准确地说出好多字的笔画和意思。

他说：“武成，你文化高，有知识，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还得向你求教。”

说书行里，像王管子这样的“大干家儿”，名家大腕儿，却如此地虚心好学，不耻下问，自然令我这“无名小辈儿”受宠若惊，忙不迭地说道：“王老师过谦了，向徒弟求教，叫我咋能承受得住？”

王管子老师笑笑：“有智者不在老少，无智者枉活百岁；有知识者不在老师徒弟，没文化者唱一辈子糊涂书。有些书词我唱了一辈子也没弄懂，稀里糊涂地唱。比如咱们上场来的开场白：听俺拙口哑嗓，凉腔掉板，差字掉韵，满口吐些白字，慢慢地与您细陈……。老师是这样传的，我也是这样唱的，就是不知道这个‘细陈’怎样写，是啥意思，是不是‘接风洗尘’那个‘洗尘’呢？意思上也讲不通啊。”

我说：“王老师，根据我的知识和理解，应该不是‘洗尘’，而是‘细陈’，是‘仔细陈述’的意思，不知道理解是不是正确。”

王管子点了点头：“啊，听你这一说，像！”

我又说：“估计旧时编书的都是有知识的文人，所以编这些词都是文诌诌的。传给说书艺人时，有的不识字，只能囫囵吞枣，照本宣科，后人又看不到原本，也就以误传误，只管唱，却不知道什么意思。”

王管子连连点头：“嗯，不假，好多说家儿都是随口打哇哇地说，很少有人去深究。”

我也向王管子老师提出了一些疑问：“王老师，我经常听俺老师说的开场白：上场来四句为诗，八句为纲，一十二句为眉，二十四句勾开不叙……。这‘四句为诗’不难理解，‘八句为纲’怎么说？‘一十二句（一说，一十六句）为眉（梅、美）’怎么讲？‘二十四句勾开’又是怎么论？问过俺老师好几次，他说不出所以然来。”

王管子哈哈大笑：“看下来心有灵犀哈，这也是我正想问的，想到一块儿啦！你老师不知，我也说不清楚。你看书多，说说你的道理呗。”

“我是这样瞎胡分析的，也不知对不对，请王老师指正。‘四句为诗’就不说了。‘八句为纲’，我是这样想的：旧时说书开头的定场诗可能都与正书的内容有关，是正书内容的概括或提纲。所以说四句的只能称诗，八句的就能成为书的提纲，这个纲，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眉，应该是眉目之意。‘一十二句为眉’，也就是说，十二句诗就可以概括出书的眉目。至于‘二十四句勾开’不叙，还真不好理解，是不是二十四句够一个段落，引开切入正题之意呢？我还听一种说法：二十四句引在板后。是不是说，二十四句作为引子，在板后开始说正书呢？”

王管子沉吟一下：“嗯，前面说得有道理。后面说的‘二十四句勾开’不叙，有点牵强。不过眼下也没有别的合情合理的说法，以后再慢慢探讨吧。”

此次见面，聊的时间不长，聊的话题却很深入，涉及到了说书艺术中少有人探索和问津的盲区。王管子说，他干了几十年，经历了不少，却没能遇到能谈到一块儿，共同涉猎说书中“疑难杂症”的志同道合者。我也受益匪浅，感觉自己目前虽说可以领大书了，但和王管子老师的虚怀若谷和追求艺术的精度和高度相比，丝毫没有可以值得沾沾自喜和骄傲的地方，仍相差不小的距离，仍要努力，仍要向他学习。

这次没有同王管子老师搭班合作的学习机会，小有遗憾，却意外地得知，他的兄弟李进银没有班儿，在家赋闲的。

李进银是王管子同母异父的亲兄弟，属猴的。虽然比我小四五岁，但人家学得早，十二三岁就跟哥哥学拉弦了，有比较扎实的童子功。我唱了几句让他伴奏，弦子拉得还是有功夫的，比刘大江和王矿子要强得多。接下来，我拉着，他唱了两个小段儿，一段《王婆骂鸡》，一段《对哆罗》，唱得很精彩。我灵机一动，同王管子老师商量：“王老师，进银在家闲着，让他跟我搭班出去吧？”

王管子二话不说，立即同意：“可是中！这是好事儿啊。”

我又问进银：“啥样儿，咱们搁伙计中不中？”

李进银笑笑：“只要不嫌我拉得赖，能侍候住你，那咱们就厮跟呗。”

哈哈，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当下拍板定音，立即收拾东西，跟我动身。

事后，李进银说，他巴不得跟我厮跟哩。只所以闲在家中，没跟他哥出去，一则是他哥手下的人一直太多，插不进去；二则是嫌和他哥在一块受约束，不自由，动不动就挨训。跟我一块儿，就好像出笼的鸟儿，摆脱了兄长的管教和束缚，还能多分点钱，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证明，我们各取所需，相得益彰。和李进银一块合作，出门说书，和王矿子相比，不知要强多少倍。进银拉弦，唱着还是比较得劲儿，顺手的，效果提升了不少；进银有几段书帽，唱得还是很叫好的，垫个场，也能替我抵挡一阵，使我不再“一言堂”，一说到底，省力了不少；进银借助他哥的人脉，走他哥走过的路，还是能联系不少生意，让我少操不少心。总之，这个夏天，说书生意还是比较顺溜的。

我们沿着王管子说书走过的路，直奔后山。从平王沟翻过岭到竹园，路过八一矿时，进银提议到矿上看看。八一矿好说书，他和他哥原来在八一矿说过好几次呢。

也是碰巧，我们经过八一矿的餐厅门口，一群工人正有蹲有坐地在那吃饭。就你一句，他一句地有人提议：说书的来啦，说一场听听。恰巧矿长韩东礼也在，问进银：“说一场多（少）钱？”

李进银到底还是年轻，小孩子家，话都说不利索，吭吭哧哧地回答：“看地这儿[①]哩，穷的地这儿便宜点儿，有钱的地这儿贵一点儿。”

矿厂不耐烦地笑着：“我这都是有钱的地方，说吧，多（少）钱？”

我赶紧上前回答：“小孩儿家不会说话，啥有钱没钱？说一场书都是五块。”

韩矿长很痛快：“五块就五块！先说一段听听，安排吃饭。”顺利成交。

八一矿说书五天后，继续西进十余里，就到了五条路。

五条路是一个小村名，地理位置很特殊，有五个路口：向东通安桥，向北至前岭可下石井川，向西可至老官岭、崔沟一带，向西南可往高庄、刘黄，向东南又可往碱窑沟、梨树扒儿，故有“五条路”之名。因处于安桥和高庄之间，隶属于高庄大队，却又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名称：从高庄看，位于东，故称“东岭”；从安桥看，居于西，却称“西岭”。一个自然村，三个称呼，方圆左近很是出名。

进银说，五条路也是他哥王管子说书的“老根据地”，有熟人，要不要联系一下试试？

我当然同意，现在这种形势，生产队说书难，还是应了那句话“熟人好办事儿”。既然有熟人，肯定得找好好利用这种资源呀。

我们在后山一带很有名气的阴阳风水先生高明琪家里落住了脚。进银说，他和高先儿的小儿子现伟统美哩。那时的高现伟还没有子承父业做阴阳先儿，是出名的油漆匠。除油漆外，现伟没事儿爱摸几下弦子。好啥不恶啥，见我们这一行摸上门来，自是热情招待。

等到天黑，早就闻声聚了几个热心的爱管闲事人。队长架不住大家的极力撺掇，就安排晚上说书。五条路好人太多，（说）书想说不好都难，一场书说下来，不断地有人捧场、叫好、鼓掌、打气。听书的热情高，说书的才能劲头足；说得越有劲儿，听得越有味儿。这种良性循环自然而然地使我们在高庄一带成了吃得开，叫得响的所谓“好说家儿”。

五条路（说）书还没结束，不用我们操心，早有人跑前跑后地联系好，下一步进驻后山一带有名的大村，也是有名的“戏窝儿”——高庄村。就在一帆风顺、春风得意之时，突然得到消息：有人截住了我们的路，抢在了头起，在高庄村已经开始说书了！

这是哪班说书的，不懂江湖“先到为君”的规矩，竟然抢了我们的生意，太不仗义了吧？我们非常生气，趁白天不说书的空儿，去高庄打探一下，会一会他们，理论一下。

当我们怒气冲冲，大有兴师问罪之势地找到那一班说书的时，脾气却怎么也发不上来，一句难听话也不敢说，还得哈哈一笑。你道何人？原来是王河清、王遂厚和杨老呆。熟人还得三分让，况且不是一般地熟？

既是同行，又是熟人，还是老师，见了面少不得热情寒暄一番。我说：“王老师，我还以为是谁抢了我们的生意，原来是你们呀？”

王河清带着歉意地说：“哎呀，吕先儿，昨天刚到，真不知是你们在这说（书）哩，你看弄这多不好意思。要不我们今天说完就换地方吧。”

王遂厚向来强势、霸道，半真半假地毛捣：“说球哩！见一面，批一半儿。饭总不能叫吕先儿一个人吃完吧？也得分给咱吃一碗，你说是不是，吕先儿？”

我也毫不客气地笑着回奉：“说球哩怪美！你那媳妇是咱俩河北说书引回来的，也应该见一面，批一半儿吧？你咋独吞啦？”

一句话呛得王遂厚红着脸半天，吱吱唔唔地说：“那你去我那把你嫂子引回来吧，我不要啦。”

王河清看不下去了：“哎呀，你们年轻人毛捣起来没一点儿样啦。”

我说：“王老师放心，话是那样说，就是送到门上，打死我也不敢要哈。”

说笑归说笑，我还是认真地说：“不耽误事儿，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要不是这，咱咋能聚到一块儿开心哩。是不是？”

事实证明，虽然高庄的书场被王河清老师他们给截了，却谁也没有影响到谁。我们五条路说书结束后，很快就到了崔沟的大平村，一说就是几天。大平距高庄不足一里地。晚上说书，高庄还过来了不少听众，白天没事儿，我们同行之间还互相串门。王遂厚来找我们玩，临走时总要顺手牵羊，像鬼子扫荡一般，把我口袋里存储的花城烟全部搜出来没收。遇上这不要脸的家伙，真拿他没办法哈。

在大平又遇到了老书筋——一个六十多岁，整天嘴里噙着一个旱烟袋的老头。别看其貌不扬，却是队长的亲叔哩，说句话队长不敢犯犟。说的书能否达到老头的满意，是大平说书能说几场的关键。老头一辈子看的戏多，听的书多，被称为“书篓”。初次见面，显然对我们这两个“嘴上无毛，说话不牢”的毛头小伙儿充满了不信任、怀疑。盘问道：“你们这说书的，会说《雷公子投亲》不会？”

《雷公子投亲》就是《金镯玉环记》，早在学徒的那看夏天给俺老师抄书时就已经抄写下来，并背会了，但一直没有机会实践，拿到书场来说过。老头这么一问，说不会吧，词儿很熟，说会吧，一遍也没说过。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会说。

老头见我回答得不是太痛快，就说：“会就是会，不会别作难。《金镯玉环记》我原来有这本书，看了可多遍啦，几乎能从头背到尾。你哪里说得对不对，隔没隔，掉没掉，我都知道。如果敢说，就说这本书，我让队长多说两天。”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赶鸭子上架也得赶呀，就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晚上开书时，老头掂着旱烟袋，搬着凳子坐在正面，俨然一副主考官的模样。我在上面不敢怠慢，专心致志地说，他在下面一边噙着烟袋嘴“嗞嗞”地吸，一边津津有味地听，偶尔随着我的唱词儿嘴还要动弹几下，好像也在背词儿。弦子拉过门的功夫，缓过劲来，就不时地同旁边几个老头交换一下眼色，低语几句，彼此点点头。我似乎隐隐约约听到了他们小声的对话“中，说得中！”无疑更增加了信心。

一板书下来，老头为了证明确实看过此书，炫耀般地向周围几个老头背接下来的书词儿。果然不简单，和书上的差不了多少。让我不得不服，真正地遇见懂书的了，幸亏书词儿我也背得熟，不然还真过不了老头这一关哪。我虚心求教：“老先儿，我说这对不对？”老头一连声地答应“对，对，对，一点也不差。真是有智谋不在年老少啊，小伙子看着年轻，会的东西还真不少哩。”谢天谢地，考核总算顺利通过。

大平说书，不仅老头等几个书迷听热了，还有三个姑娘：玲子、能子、兴子。三个人不仅是书迷，还是牌迷，好打牌。大平村閁的大茭茭树下，好大一片阴凉，摆放一块四四方方磨得光光亮亮的青石板，四周有石凳，夏天是妇女们衲底子，拉家常，打扑克的好地方。白天说书没事儿，总能看到她们三人在那有说有笑地做针线活儿。说是做活儿，不过是个借口，成晌子也扎不了几针。看见我们就招呼：“打牌三缺一，快过来。”进银打牌水平不中，光出错牌，打两局就被哄了过去。我还能凑合，和她们势均力敌。打牌赢输无所谓，不输房子不输地的，重在参与，找点事儿做，寻点话说。一边打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些晚上说书的内容。诸如：二小姐跳河死没有？今黑能说到哪？小姐公子能见面不能？等等。有些悬念，我是不便于提前透露的。当然这个问，那个就回过去：净问些不吃劲儿的！小姐一死没戏啦，书还咋往下说哩？夫妻不能见面，一见面，书就完啦，说书的就没啥说啦。

就这样，三个女子晚上听书，成为铁杆儿粉丝，白天打牌，又是铁杆儿牌友。当然仅限于此，并没有其它想法，人家都有婆家，我也有家室。只是相处得比较融洽，相互印象好，能说着话而已。

农村生产队说书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般说书不过三。说罢三天队长就不想说了，三个姑娘不依。大概她们一来听书可能真听进去了，二来打牌打习惯了，三来在一块说得高兴，玩得开心吧。她们称队长为四叔：“四叔，正说到吃劲的地方，听着有劲儿哩，不说会中？再说两天。”

队长丢了烟头，撇了她们一眼：“娃们家，吃哩灯草，说得轻巧！光想听，钱谁出，饭谁管，谁支应？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知道你叔为说这几场书搁中间做多大难。”

能子嘴厉害，说话刀子似的：“哎呀，四叔，看你这队长当得窝囊哩，恁大个队连说几场书的钱都弄不来，丢不丢人，还说哩！”

玲子接过话茬儿：“就是呀，四叔。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当一天队长就当一天家。你没听人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用学那窝窝囊囊，小小气气的，一辈子也办不了大事儿。”

兴子在一边儿用激将法：“哎呀，你们不用再将咱叔啦，我看是送饭掉罐系儿，提不起来啦。河里的螃蟹，一辈子也爬不到河沿上。”

队长脸上挂不住了，笑着骂道：“去你妈那逼，咋说你叔哩！真你们这些娃们没大没小，难缠！去，去，去！晚上继续听。”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缠得队长没脾气，只好应了下来。三个女子立即喜笑颜开：“我都说了，俺四叔可不是那踢一脚屙一鞋的人吧。你看，多干脆，多痛快。”

又续了两天，《金镯玉环记》还没有说完。仨姑娘问我：“咋还没说完哩？还得几天？”我说，赶紧点，再有一天就收住尾啦。三人又找到队长：“四叔，再续一天，有头有尾。”

队长再好说话，也被她们缠得不耐烦了：“去，去，去，这仨闺女，不知道抹到哪够一秤！都说五天了，还不知足！”

“哎呀，四叔，头都磕啦，还差这个揖哩？不在乎多这一天。”

队长反过来激她们：“队里没钱啦，你仨想听，就把你们婆家的彩礼钱拿出来，一人兑点儿，再说一场，饭我管！”